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医生群体——赤脚医生。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是由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拥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这些医生白天可能还在地里干活，晚上就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他们既是农民也是医生。他们的出现，大大缓解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还在农村普及了卫生知识，对除“四害”、治血吸虫病等作出了大贡献。

说起赤脚医生，我就想到了老表杨大力。他家祖辈都是太湖县天桥乡的老中医世家，几代人都行医。由于历史原因，杨大力孩子读书受限，小学一毕业，就跟着父亲翻山越岭，学医采药，继承了家里的医术。因为他能吃苦，又肯学，加上家里的秘方，十七岁就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杨大力的药箱像个小诊所，上面放着些常用药，像土霉素、阿司匹林，还有注射器，下面则藏着《赤脚医生手册》和他抄的治疗秘方。他经常在漏风的土坯房里用听诊器给人看病，晚上在煤油灯下用银针扎穴位。他那个“移动诊所”特别灵活，那时候药品匮乏，他用蒲公英当抗生素，用车前草治痢疾。他穿着解放鞋，走遍了附近的山村。

记得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在大山里面，日子过得挺艰难。我妈和我哥都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打针吃药都不见好。每天晚上听着他们咳嗽，我难受得睡不着。

后来我爸听天桥乡的亲戚说，他那边有个叫杨大力的赤脚医生，医术高超，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一打听才知道，杨大力的妈妈还是我爸的远房妹妹。我爸立马决定请他来给我母亲看病。那时候从我家到天桥乡没有公路，得走三十多里山路才能到杨大力家。天刚亮，我爸就带着我出发了。山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每一步都是踩在杂草间的沙石子上，有时候还要攀爬岩石坎坝。早上雾气蒙蒙的，给山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让我们的路更难走了。

我爸走在前面，背影特别坚定，就像一座山。我跟在后面，背着干粮，心里既担心我妈和我哥的病，又好奇这个传说中的赤脚医生。我们走走停停，渴了就喝口山泉水，饿了就吃点干粮，就这么一步步满怀希望往前走。快到中午时，我们终于到了天桥乡陆家牌村。按路边老伯的指引，我们找到了杨大力的家。那是一栋旧的砖瓦房，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几株草药在风中摇晃，散发着药香味。

杨大力听到动静迎了出来，他中等个子，皮肤晒得黑黑的，眼神很温和坚定。他热情地叫我爸“舅舅”，招呼我们进屋。聊了几句后，我爸说了来意，杨大力二话不说，拿起药箱就要跟我们走。“路远，咱们得快点，争取天黑前回去。”他边检查药箱边说，那份认真让人特别信任。

回来的路上，杨大力边走边问我妈和我哥的病情，他说治病就像打仗，得先了解“敌情”才能下药。这话让我这个啥都不懂的小子对医学有了新的认识。

太阳快下山时，我们终于回到家。杨大力顾不上休息，就开始给我妈和我哥看病。那一刻，我看到了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大力不辞劳苦，隔几天就来我家一次，根据病情调整药方，还教我们怎么照顾病人，怎么调理病人身体。在他的治疗下，我妈和我哥的病慢慢好了，咳嗽少了，脸色也红润了。每次走的时候，母亲在衣柜的角落里摸出五元皱巴巴的钱给他，他看到我家当时艰难的境况很少收下，总是说，“亲戚帮忙不要钱的。”

那段日子，杨大力不仅治好了我母亲和哥哥的病，更用他的医术和医德，在我心里种下了感恩和希望的种子。

现在，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想起那个在崎岖山路间奔波的，用爱和智慧给人治病的赤脚医生——杨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