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来到旌德县乡下的这个破旧的小楼前，环顾四周，院墙塌陷得更厉害了，瘦骨伶仃的几根梁柱歪斜在秋光里，犹如古墓里残存的肋骨。近十年来，我三次探访这处孤零零的“吕碧城故居”，每次却皆如新遇——它竟一次比一次更瘦削、更萧瑟了。

第一次来时，院墙尚算完好，尽管木楼门板剥落，窗棂凋零，墙上的“吕碧城故居”字迹还依稀可辨。我伸手抚过，触手冰凉。忽然想到“出版”二字，亦是这般从无到有的刻痕，将无形之思化为可触之文。只是，这般初次的惊诧与触动，终究是轻浮的，如风吹过水面，荡开了波纹却未曾扎入深处。

第二次来时，风雨侵蚀的痕迹更甚了。我恰与几位朋友同行，提及吕碧城，友人面面相觑。我一时无言，只得指着那破败门额：“此宅主人，是中国最早的女出版家。”他们目光游移扫过，终究只留下些不解的敷衍笑容。而我心头却如坠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新闻出版人倘若不知吕碧城，恰如建筑师不识梁思成、林徽因，是连自己根系都漠然忘却的笑话罢？只得暗自惋惜着，又绕宅子走了几圈。

可今日重来，这残垣断壁，倒使我如面对一面时光之镜。我默然立在院内，抚摸那木柱上的裂纹，如触碰着历史苍老嶙峋的骨节。昔日“出版家”的金字牌匾，在潮湿与虫蛀之下早已化作朽木，其上甚至滋生着绿意森森的苔藓。

我忽而忆起，彼时一个清冷的午后，在一家资料室翻阅早年出版书目，竟发现过吕碧城主持刊印的读物。那书页泛黄，铅字却深凿纸页，仿佛有不肯枯竭的精神之力，执拗透过岁月向此刻传递着温度。而此时，我站在这破败院落中，脚下是野草疯长的土地，却有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浮上心头。更深沉的，恰在于我辈出版人自身——我们日日忙碌于新纸新墨，可对于根脉，却连触摸也不屑吗？新时代的出版大厦在喧嚣中节节拔高，地基的砖石却任其在荒草里被蚀空，被遗忘。

遥想吕碧城当年，亦曾以柔韧之心，将铅字与墨香沾上书页，欲为国民启智传薪。如今她的故居却被岁月之手拆成零落的一堆瓦砾，凄惨地横陈于野草荒烟之中，任其无声哭泣。我躬下身，捡起一块带着苔痕的残瓦，握在手中，冰凉而粗粝。这触感直抵心底——所谓“保护”，岂止是梁柱不倾？更在于拂去蒙蔽历史面目上的尘埃，使后来者认出自己精神谱系上那被遗忘的刻痕。

若有一日，这木楼得蒙修缮，不必金碧辉煌，但求还原那纸墨木版的气息。那时，檐下或可展示她印行的书刊，墙上简介其筚路蓝缕；更可以辟出一角，让后来学童知道，此处曾有个女子，在铅与火的时代，以文字作舟，渡人于蒙昧之河——这样的文旅，何尝不是对历史无声的铭记？它远比那些仅知追索古装拍照、品茶尝鲜的浮光掠影，更于无声处深植了文化的骨血。

就在该文收笔之时，旌德朋友传来吕碧城故居正在修缮的照片，恰为文字收尾添了温润注脚。岁月流转，才女风骨与故土文脉，终在修缮的一砖一瓦中，得以延续回响。

时光写给出版人的这封荒院之信，一定会成为我们拂开苔痕的指尖，把岁月藏起的故土，一笔一画，还给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