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冒死印《论持久战》
抗战时期《大公报》的六迁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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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冒死印《论持久战》

 

1941年冬,重庆寒雾锁城。皖南事变的余波尚未平息,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已穷凶极恶,生活书店遍布全国的55家分店尽数查封,40余名店员被捕入狱,仅剩重庆总店在风雨飘摇中勉强支撑。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为生活书店“大管家”的徐伯昕没有退缩,反而在酝酿一个更大胆的计划——秘密印刷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进步著作。

彼时,国民党严禁进步书籍流通,一旦发现私印私藏,便会以“通共”罪论处,轻则入狱,重则杀头。徐伯昕深知其中凶险,却始终记得邹韬奋的嘱托:“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悄悄联络书店幸存的同仁,在重庆城郊一处隐蔽的民房里,搭建起简易的印刷作坊,白天装作普通住户,夜晚便借着微弱的油灯,紧张地开展印刷工作。

为了避开特务的巡查,徐伯昕想出了诸多妙计:他让同仁们将印刷纸张伪装成普通商号的账本,油墨藏在装菜的陶罐里,印刷机则拆解后藏在床底。他亲自坐镇作坊,即便肺病复发、咳嗽咯血,也只是简单处理一下,便继续坚守岗位。有同仁劝他休息,他却笑着摆手:“现在每多印一页,就多一份希望,我不能停。”连日操劳让他的指尖泛着青白,困了就靠在椅上打个盹,饿了便啃几口干粮,全程紧盯每一个印刷环节。

1941年12月,当生活书店全部被查封时,徐伯昕已经完成了《论持久战》的印刷,并通过进步团体、地下交通线,送到爱国学子、进步青年和各界民众手中,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斗志。     时小明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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