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诗人。
苏轼从小生活在“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环境下的四川眉山。苏轼与弟弟苏辙在嘉祐二年(1057年)同时考上进士入朝为官,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开始随从表兄文同(字与可)研习画竹。
墨竹绘画艺术是中国绘画史上绚丽的瑰宝,墨竹画在画坛上形成绘画理论与技法画谱甚至成为中国画坛的一个重要派别的,就是宋代文同和苏轼表弟俩创造的“湖州竹派”。文同是中国画坛墨竹画的开创者。苏轼是墨竹画的重要传颂者和书画理论的创造者,苏轼以他的才情和影响力使“湖州竹派”成为当时文人艺术圈里最受欢迎的艺术流派。
苏轼的表大伯石扬休,字昌言,四川眉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大收藏家、雕刻家、诗人。石扬休为官宦世家,家境殷实,富收藏,精鉴赏,擅雕刻,能诗文,闲暇时养猿鹤为娱,赏书画为乐。皇佑四年(1052年),石扬休赴宿州任知州。石扬休向往陶渊明式生活,随将其小儿石康伯等家人带到宿州,也将所收藏的书画珍品及豢养的猿鹤带到了宿州。并在宿州置地十多亩建起了自家的园林,取名“扶疏园”。石康伯与石坦夫父子对收藏的书画文砚进行整理造册,取名“石氏画苑”,元丰三年(1080年)请苏轼作《石氏画苑记》。据苏轼《石氏画苑记》中说:“其(石康伯)家书画数百轴,取其毫末杂碎者,以册编之,谓之‘石氏画苑’。幼安(石康伯)与文与可(文同)犹如兄弟,故得其画为多,而余亦善画古木丛竹,因以遗之,使置于苑中”。石康伯喜读书吟诗,专事书画文玩收藏,其收藏的王羲之、怀素等名家书贴刻在石碑上立于扶疏园中。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六,苏轼途经宿州来到表兄石康伯家,受到表兄石康伯的热情接待。石康伯主动提亲将小女嫁给了苏迈,可谓是亲上加亲。苏轼兴致中挥毫给石氏画苑作画留墨,其中画了一幅别致的《墨竹图》,寄托了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多后,到达宿州见到亲人的种种感慨,寓意深邃。后来,石康伯之子石坦夫特将此画勒石建亭珍护之,此亭取名“扶疏亭”。苏迈写《扶疏亭诗》一首:“石园耸画亭,铁线坦夫成,拱角腾云里,翰林振苑声。”
苏轼这件《墨竹图》采用截取法画了二竿竹子。这二竿竹子一粗一细,一高一低,一竿粗高向左倾斜,一竿细矮向右倾斜,而且是断头竹,笔法沉厚,苍劲坚挺,其叶如刀,其竿如棒,劲健如钢,真气凛凛,生动精神。在构图上采用的是上开下合、上松下紧、上密下疏,下侧两边留白,上侧中间留白的方法,显示出上侧密而不堵,下侧疏而不散之美。在技法上,左侧一竿粗竹由下而上,由粗渐细,画了三节竿两个节结,在上面的节结处画了三个分枝,似乎是比常见的多了一个分枝。现实中第三个分枝应是第一个分枝又生发出的二层枝,究其原因,是画家将发枝面作为背面被竹竿挡住了。同时,画了三个分枝也是画家考虑到与另一竿矮的断头竹生发二分枝形成奇偶、上下、错落、呼应、协调之美。右侧的一竿竹虽然是断头竹,却又在断头节结上画了枝芽成长为茁壮的两个小分枝,其中小的分枝也是断头的。细细品味,这幅作品蕴含了无尽的神秘韵味,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空间。
从苏轼这次到宿州之前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墨竹图》中的断头竹就是苏轼的化身。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自以为必死,就写下了《狱中寄子由(苏辙)二首》绝命诗给他的弟弟苏辙。可幸的是在皇太后惜才以及王安石等人的相助下,苏轼保住了性命被贬至黄州。
在黄州苏轼不仅经历了政治上的挫折,而且也经受了生活上的困顿,同时自到黄州刚开始住进寺院起,大量涉及佛经并热衷参禅研佛,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观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从一个直率的文人转变为一位具有深刻人文主义思想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艺术家。如果说苏轼在黄州之前画墨竹是沿袭表兄文同的“以形写神”注重写实的画为主,那黄州之后更超越了表兄文同而注重“以意造形,抒情写意”了。这幅《墨竹图》就是苏轼经历了沧桑辗转、浮沉跌宕的人生之后,渗透了人生无常、豁达超然的感悟,从“看竹是竹,到看竹不是竹,又到看竹就是竹”的演变,体现了“风雨之后总会有彩虹”以及“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放达和乐观精神,抒发了他的主观情怀。
苏轼在绘画上追求“大抵写意,不求形似”。虽不求形似,但又很重视法度与人文精神,他曾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又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画可以托物寄情,画可以睹物寓心,画可采用“比兴、比德”的方式隐喻而不直白,含蓄而又内敛,契合表现文人心灵意蕴的内在需要,从而墨竹也就成为了苏轼心灵表现的对象物。如此看来,苏轼的《墨竹图》以描绘客观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传神达意,妙理自然寓予其中。那一竿粗竹也许就是喻指他的父亲苏洵,断头枝是他的化身,小断头枝也许就是从黄州途经金陵时去世不足周年的小儿子苏遁吧。
苏轼所作《墨竹图》的左下方题跋为行书《和李太白并序》诗:“寄卧虚寂堂,月明侵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 钤“子瞻”铁线朱文印。此诗作于上一年的元丰七年(1084年),是一首依韵唱和李白的诗歌之作,摘其四句为之写照与画是相答的,从其题款位置看也是比较协调的,其书法也别具一格,可以说绘画与题款钤印相得益彰,诗书画印完整,画面丰盈,符合明代到现代的艺术审美。
从书画的题跋考,宋代以前的画没有在画上题跋,即使有只是在不明显的地方写个名字而已,更没有题跋后又加盖印章的。我国著名鉴定大师谢稚柳在《中国书画鉴定》中说:“绘画从汉代以来,一直没有作者名款。至宋代苏轼、米芾时,虽提倡文人画,也仍不见有长行大篇跋题在画上或卷后”。仔细品味,苏轼在黄州的书画、诗词已达到高峰,这个时期的书法已呈现用笔丰腴、结字扁平、左右舒展、横轻竖重、左低右高、轻重错落、大小悬殊、妩媚天真的特点。从《墨竹图》题款的书法来看,与苏轼的书法特点似有差异。另朱文印起源于元代,虽说可追索到宋代,在苏轼的众多书法真迹中极罕见落印,也更未见到这方印,可以说那个时候苏轼有这方朱文印的可能性极小,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
从南宋金元素(名哈刺)《书宿州惠义堂》中诗句:“扶疏亭畔多荒草,惠义堂前有断碑”中看出,扶疏亭依然在,曾经的名家碑刻都残了。至明朝弘治四年(1498年),曾显任宿州知州时根据金元素诗意寻到苏轼的《墨竹图》残碑时,欣然安排时任宿州指挥使周汉负责构筑扶疏亭,并作《扶疏亭新构》诗:“亭构扶疏几百春,空所芳草积如茵。规模跂翼还仍旧,墨汁淋漓又见新。宇宙自来存此节,宋元以后属何人。坡仙一去无消息,留得清风被四民。”从这首诗看,苏轼的遗墨《墨竹图》石碑经过几百年重见天日。
曾显任宿州知州这个时期,正是以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崛起之时,该派注重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美,影响着整个画坛。宿州知州曾显(字克达),爱书画、善诗文、兴事业、赢民心。曾显寻找到苏轼的石刻《墨竹图》时非常激动,当看到墨竹画没有诗、书、印时便觉得既不便识别也不够时宜,就善意地在这次扶疏亭新构过程中将苏轼的这首诗通过集字加钤印补刻上去了,从而达到他诗中所说“墨汁淋漓又见新”的诗、书、画、印结合的完美效果。
推测如下: 一、曾显任宿州知州新构扶疏亭后,学士曾大有路过宿州作《登扶疏亭》诗:“坡翁功力真无敌,墨妙睢阳(宿州城设睢阳驿)见真迹。依稀眼底青琅轩,石刻斓斑土花蚀。睢阳太守同襟期,劲草虚心自中直。岁月峥嵘感慨多,杰构新亭护栏石。”。从曾大有的诗中可看出,他见到了苏轼的石刻《墨竹图》真迹,夸赞了苏轼作品很美且石碑已经“土花蚀”了。二、著名书画鉴定家、上海大学博导徐建融在《宋代绘画研究十论》中说:“我们知道,唐宋的画家其画面意境是通过形象的塑造传达出来的,而不是题诗表达出来的。而到了明清文人画就不一样了,由于画面形象塑造的欠缺,明清的绘画强调要在画面上题诗来表达意境,尤其是构图章法方面要用题诗来经营位置”。此分析非常理性地说明,到明朝通过题诗来表达作品的意旨和完善构图,才能使画面完美。三、从题款的书法特点看与苏轼笔法、字法有差异,似乎是集字完成的。四、由于北宋后金国、元代到明朝曾显任宿州知州之前的地方志以及有价值的文献缺失,就难以对扶疏亭的建造者以及《墨竹图》的来历记载准确,以致那时编的《宿州志》难免出现刊误。随着新时期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发现了可据文献,现在就理清了事实。可以相信,苏轼《墨竹图》题跋之源考待新的文献证据出现就会揭开这个悬念。即便如此,题跋与墨竹的完美结合也算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可以说苏轼的《墨竹图》石碑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