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谈谈您少年时期的阅读吧，听说您小时候酷爱看书？

钱乘旦：我父母都做教育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非常喜欢读书，小学的时候就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初中读了《红楼梦》……基本都是读很有分量的书。还读了一些国外的名著，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福楼拜……主要的世界名著是初中时读的，高一没上完就下乡了。

记者：您这么喜欢文学，为什么没选择文学道路？

钱乘旦：差不多下乡以后，我发现自己缺乏想象思维能力，却具备相对比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文学和做学问是两回事。文学主要靠想象，我比较擅长推理的能力、逻辑的能力，所以没有走文学道路。

记者：北大温儒敏教授就提倡对于阅读，要“连滚带爬”地读，在你们那一代人身上比较普遍。但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太难了，因为大家选择的余地大了。

钱乘旦：我们经历过非常特殊的时代，想办法找任何书看，越看越杂，反而给你自由选择的余地，积累了很多知识，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知识面更宽阔，同龄人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像地球板块漂移说，我很早就知道喜马拉雅山是地球板块运动造就的地质奇迹，其形成是源于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碰撞。看书杂是有一定好处的。

记者：您曾提到在阅读马恩原著时，被书中丰富的注释引向了历史研究之路。

钱乘旦：马恩原著也是在农村开始读的，刚开始读的时候许多内容读不懂，因为里面有很多时代的背景、时代的事件，我当时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原著后面都有详细的注释，我就开始看注释，这也是接触世界历史知识的起点，逐渐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人类是怎么回事。

记者：在求学过程中，您受到哪些名师的影响比较大？

钱乘旦：我本科学的外语。为什么学外语？当时中国太封闭，我希望了解国外的情况。我在农村自学外语，也是读马恩的外文著作。那时候在书店里买不到什么书，但是有英文的马恩著作。外文毕竟只是一种工具，所以研究生我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跟的老师是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山鼻祖蒋孟引先生，是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英国史研究会首任会长、世界史研究著名教授。

蒋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没有多说话。“你跟着我读书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你自己看书好不好？”我说好！他就把我带到资料室。

南大资料室的英国史全部是外文的，他点了几本书，说：“这几本书你先看。读完了告诉我什么想法。”幸好我本科是学外文，但是读起来也有难度，专业词汇的表述是我没有接触过的。我按蒋先生的指点读了，都是非常基础的，属于启蒙读物。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观点，包括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都是通史性质的。看完我去蒋先生那里，他也不多说，问我有什么感想和体会，听我讲完，他说，下面就是你自己读书了。

现在研究生写论文，老师基本手把手教。要给学生自由，学生才发展得好。后来我来带学生，也采用这个办法，让他们自己去找书读。

我有两位导师。除了蒋先生，还有一位英国老师哈里·狄金森 （Harry Dickinson）。哈里·狄金森曾两次出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会长，三次出任英国历史学会的会长，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到中国来讲英国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来中国时，我已在南大读研，给他担任翻译。他也成为我的英国老师，一直指导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告诉我应该看哪些英文书、哪些最新的成果要想办法找到。他还自己掏钱买书寄给我。英国学术书很贵，几十个英镑一本。当时中国进外文书很慢，要先报到学校，批准后还要经过中国进出口图书公司，一两年才能进来，这时候文章早写完了。

他不仅对我一个人有帮助，南大读英国历史的研究生，包括后来我带的学生如果找到他，他都给他们买书。我转到北大，在北大带读英国史的学生，他也会帮助买书。在中国，专门做英国史研究的老师，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者，要么是经过他的帮助成长起来的，要么是他曾经帮助过的同学的学生。他对中国的英国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在研究中跨越多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乃至自然科学。您有什么阅读方法或习惯，能分享一下吗？

钱乘旦：我看的门类比较多，新书也试图了解一下。是不是有几本书对我影响大，很难讲。我好奇心很重。AI现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了解它。所有对我有帮助的书，对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书，我都会记住，我没有在书上写字的习惯。我读书都是做笔记的，我现在还有很多笔记，有一大摞。

毛泽东主席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也是一本书——“无字天书”。学历史，单纯读书不大容易学得好。没有社会经历，历史很难学得透、学得深。要有社会的历练才能让学生深刻理解到那一段历史。有社会经历的人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时代感，你看了以后会觉得，当下和历史有相通之缘。这种人写出来的东西，和完全脱离社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