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来，长征精神激励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盘点与长征有关的家书，重温革命先辈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思亲念家的人伦亲情，一次次令人动容。一行行滚烫的文字背后，是一段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 张丁

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

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着多封红军发自战地的家书，其中一封的作者是李骏。李骏是于都县罗坳镇塘头村人，1926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之后回乡组织农民武装。参加了赣西南苏区的创建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李骏随部队到达于都河畔集结，他在离家不远的石尾渡口指挥部队过江。因为离家近，师长主动批准他回去与家人告别。然而为了大局，李骏婉言谢绝，一直坚守岗位。当全师指战员渡江之后，李骏又随部进军到于都县牛岭。在全师做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准备的空隙，他提笔给时任于都罗坳区委妇女部部长的妻子钟华英写了一封短信，委托一位地方干部代交。后来，这封信辗转送到了钟华英手中。

妻：华英

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李骏 书

1934年10月

寥寥数语，饱含柔情与壮志，尽显热血与担当。这封不足百字的短笺，既是夫妻间的离别信，更是一份赤诚的革命宣言。随后，李骏随部队踏上了凶险的长征路。1935年1月28日，在贵州遵义青杠坡战斗中，时任红3军团第6师代理参谋长的李骏率领突击营杀向敌阵，不幸中弹牺牲。

万里长征，在所不辞

高捷成，福建漳州人。在省立二师学习期间，深受民主爱国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后离开国民党军队，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学习，后又到上海中南银行工作。1930年春，高捷成回到家乡漳州，在其宗叔高开国的百川银庄里当出纳。此时，闽南游击队蓬勃发展，但枪弹武器、经费严重缺乏，他先后从其宗叔银庄悄悄拿出2万多块银圆，支援红军闽南游击队活动。1932年，高捷成到江西瑞金，参加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创立红军会计制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高捷成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15大队转移，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12月毕业于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1937年4月10日，他在延安给宗叔高开国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离家六年的心路历程：“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参加革命后，高捷成南征北战，却时刻惦记着所欠叔父银庄的那笔款项。在信中，他告诉宗叔，“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充分显示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将个人信义与民族大义融为一体，体现了革命者的责任与担当。

高捷成后来随八路军129师赴华北。1938年6月任129师新385旅组织科长，9月任冀南区税务总局局长，为根据地财经工作奠基。1939年10月，任冀南银行总行行长，发行冀南钞，打响抗日金融战。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检查部署反“扫荡”与货币斗争工作，行至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遭日军包围，壮烈殉国，年仅34岁。

老红军重走长征路

在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陈列着老红军李真的一封家书，是1986年1月25日写给弟弟李振岐的，洋洋洒洒5页。他在信中首先告诉弟弟自己从总后副政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而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次变动。接着，他用一大段文字，介绍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感悟。信中说：

“去年十月经上级批准，我到过去红军长征的路上，走了一段。还到我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石鼓渡口看了看。我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玉龙雪山也在眼前，不过这一次没有去爬了！根据年龄和身体条件，恐怕也不能再爬了。但见景生情，在我二、六军团爬的几个大雪山过程中，就牺牲了一千多位革命志士，我是幸存者，今天能来到四十八年前战友们因缺氧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悻悻离开人世的地方。哪有不动情呢？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家庭、妻子、儿女，那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的意志、勇敢、才华都很好，可惜过于年轻，就失去了一切。”

李真是江西永新人，1918年生，少年辍学，成了放牛娃。12岁参加儿童团，1932年不满14岁就参加了红军。因年龄小，开始被分配在红军医院当卫生兵，不久调入师部卫生科当救护员，多次参加战斗，抢救受伤战士，1933年1月入党。1934年8月，李真随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征。1935年4月任红六军团卫生部医务科政治指导员。红二、六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后，调至红十八师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多道封锁线，在黔西的乌蒙大山中回旋，强渡乌江天险和金沙江，翻越玉龙大雪山，通过阿坝草地，经过艰苦的战斗和行军，于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新时代我们需要讲好长征故事，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先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据《学习时报》

陆尔奎主编《辞源》

2025年11月8日，常州近现代辞书博物馆正式揭牌。在一列玻璃展柜中，一本民国初年出版的《辞源》初版本静静陈列，纸页泛黄，无声地见证了一位先贤——陆尔奎，如何主编这部中国首部现代辞书的艰辛历程。

1908年，来自江苏武进的陆尔奎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之邀，到上海执掌字典部，负责编纂《辞源》。当时，中国缺乏系统的现代辞书，制约了文化普及。有感于此，陆尔奎提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并下决心付诸实践，填补这一空白。他组建了50余人的编纂团队，广泛搜集典籍，包括《永乐大典》残卷和西方译著，总计10万卷藏书。为提升效率，他创新采用学科分类编纂法，由专家分工处理专门词条，确保释义准确。

编纂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初稿完成后，陆尔奎发现词条重复、译名不统一等问题。在团队犹豫时，他果断决定推倒重来，强调“欲求文化普及，亟应创编辞书。既编之，必求精之”。这一次返工持续了3年，团队逐字推敲700余万字，陆尔奎本人常深夜校勘，积劳成疾。

历经8年努力，1915年秋，《辞源》正式出版，收录近10万词条，体例严谨，是20世纪初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辞源》问世后，陆尔奎并未止步，他倡议并编纂了《中国人名大辞典》等系列工具书，推动了中国现代辞书事业的发展。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史良以法为剑

1936年11月22日夜，几个彪形大汉从上海辣斐德路将救国会执行委员史良带走。最荒诞的是，入狱后连她的裤带也被取走——理由竟是“防止自杀”。史良在狱中写下：“我是无罪被捕，又怎么会无罪自尽呢？”这句反问，是她以法律逻辑对抗权力荒诞的第一声。

法庭上，检察官反复纠缠：救国会的口号与共产党如出一辙，是否“通同一气”？审判长步步紧逼：“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史良从容答道：“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抗日。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当她进一步区分“政府与政权”时，审判长面红耳赤，只能绕回老问题。五轮庭审，反动派始终一无所获。

狱中的史良，却展现出另一重温度。女监关押着60多名女犯，许多是不堪封建婚姻虐待的底层女性。她为她们分析案情，更痛切地认识到：“妇女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利，政治上的地位是很难得到保障的。”这份悲悯，让她的抗争超越了个人命运。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亲赴苏州声援“七君子”。当宋庆龄走进女监，看守慌忙为史良的牢房摆上白布与鲜花。两人紧紧相拥，泪珠夺眶而出。史良后来说：“你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

7月31日，苏州司前街看守所外，一二百名群众高呼抗日口号，鞭炮齐鸣，迎接“七君子”出狱。史良望着沸腾的人群，心中明白：这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 顾春荣 张泽生 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