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图书阅读者，书房里存贮的书籍，少量是家传或亲友赠送，大多是我历年亲手选择的。我四下里一本一本地寻觅，得则带回身边，由陌生到熟悉，进而变得亲切，以至情同莫逆。

我独立买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甲子之前。1957年进入舒城的伏虎寺中学高一，在作家孙堸的指引下，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习作，从高中到大学，我把稿费所得，全部用来买书。因为儿时曾随大伯学诗，受其影响，所买的书，多为古代诗文集，比如《杜诗镜铨》《唐宋诗举要》《陶庵梦忆》《世说新语》什么的。又因为喜欢玩，也买了几本《西湖游览志》之类的书。杜诗或唐宋诗，小时打过底子，读来似无障碍；游览类书，日常得闲就看，临场了，则认真细看，那时景点没有导游，书籍自然成了我的游伴。我后来虽然学的是自然学科，然而对文史的兴趣，仍旧初衷不改，尤其喜欢鲁迅的书，把它视为生命中的阳光雨露。至于李渔的《闲情偶记》，纯然闲书，偶然翻翻，或可破愁解闷。

再往后，毕业拿工资了，俸去书来，插架森森，斗室之内，说汗牛充栋，亦不为过。中年买书，眼界渐宽，自己的业务书不说，外文书、草木书、地理书、工具书、中西名画集、浮世绘集、名人日记，只要觉得好玩，或者对味，无论新旧，统统揽入怀抱。遗憾的是，长期浮家泛宅，它们跟随着我，受了不少屈。待到孩子负笈游学，终于腾出一室作书房，才得以各安其位，我的愧疚之心，也就慢慢平复下来。

司空图在《退栖》中说：“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于我，剑不曾得，亡书，确是切肤之痛。亡书的原因有二，一是搬家，二是熟人之雅窃。搬一次家，丢三落四，或在所难免。熟人之窃，则防无可防。原有一整套《中华活页文选》，零散着不翼而飞。这肯定是熟人所为，他喜欢，过来聊天，乘我不备，捎带一本，暗度陈仓，再过一阵子，如法炮制。待我发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另有一套《明代四大奇书》，外面套了锦盒，因是藏书，要看的话，也另有单行本，算是束之高阁。某次移挪，稍觉空落，打开锦盒，其中的《金瓶梅》，黄鹤不知何处去。——有些书，还可补救，像《中华活页文选》，我在旧书摊上，用了几年工夫，慢慢凑齐全了，当为另一形态的得而复失吧。大多失书，再回首已是百年，从此一别音容两茫茫。每遇熟人之窃，先是心中怒火翻腾，继而朝思暮想，不过，时间一长，想想古训：“偷书不为盗”，人这一生中，有那么一两个孔乙己式的熟人，也算是一桩雅逸，就当作“无可奈何花落去”，不指望“似曾相识燕归来”。

三年前移家蜀山之隅，便将最大的一室，辟为书房，贴着西墙，顶格安放书橱，再将历来所积之书，分门别类，安置妥当，学也、用也，庶几可以足不出户，而能纵览古今中外。仍将某些僻书，留存在潜山路宿舍的老书房里，需查阅时，进城一趟便是。

昨天读到一篇题为《新来识得旧书香》的文章，难道书香，还有新旧之分？便觉得好奇，于是将书橱的门全部敞开，意在找出几本资深又有来历的书，闻上一闻。一番检索，得以下五种：上海广益书局的《唐诗三百首》与《诗经嫏嬛体注大全》，是1948年开始跟大伯学诗时的读本，线装石印本，纸张薄脆，不敢轻动，恭敬如上大人；上海文明书局藏版《随园诗话》，记得是耀煌大哥送的，宣纸石印，线装，后来有了各种版本《随园诗话》，它便退居二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史记选》与《文心雕龙校释》，都是1962年首版，原是同学父亲的，此老曾在旧政府做事，抗战后即脱离官场，靠手艺为生，举家落户六安，老人买几本书，破愁解闷，老人谢世后，同学送给了我。《史记选》为王伯祥先生所著，是解放后第一部《史记》整理本，不独注释精到，每篇都附有地图，弥足珍贵。——为了防蛀，我在这几部书里，放了芸香草。幽幽的清香，从书页里飘散开来，仿佛绿意，仿佛春气，令人心旷神怡。

那篇副刊散文的作者说：“旧书因为被翻阅而老去，却又被生命本身的赠予唤醒，于旧的形态中生出慰藉与启迪。”这说法，多少有点煽情。首先书的新旧，界线因人而异，我是1964年本科毕业，就把那年以来所得之书，视作新雨，之前的则视为旧雨。我的书房，新雨来，旧雨亦来。在我的眼中，新雨是忘年小友，旧雨则是总角之义交，故交益友常读常新，何曾“老去”？每本书都是有生命的，书与人，是生命的对应与交流。一本书，遇到我，是慰藉，打开书，书给予的，是启迪。故我书皆良朋，并无老少新旧之别。我以待友之道待之，彼此是管鲍之交，在岁月的长河里，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