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旧砖墙，立在半山腰上。砖墙表层的石灰，已经暗淡。右侧有一个米把宽的缺口，外面是碗口粗、七八米高、排列齐整的杉树，里面是个平场子，上面零星长着些尺把高的玉米苗。这就是我四十二年前，曾实习过两个月的小学旧址。小学叫低岭小学。那年我二十一岁，沿着火车厢似的一长列低矮山岭，顺着一条小河，坐着手扶拖拉机，一路颠着簸着来到这里。学校简陋，只有两排并列的平房，中间的操场是黄泥地。二月，山风在场子上呼啸，从衣领的缝隙钻入胸部，似被一只冰凉的手摸来摸去。

到学校，我领到的，除了一本三年级的数学课本，还有一只外表青黄色的火桶，一看就是新箍的。“新老师，山里冷，烘烘火暖和。”几位老师笑着围过来，催我坐上去。“盖着不漏风，暖和。”一位老师将自己的火桶布搭在我的火桶上。朴实的话语，似一股股暖流漫过我忐忑的心，驱赶走了早春的寒意。学校老师有七八位，大多是民办教师，不在校就餐。为了我的吃饭问题，学校特地请了一位老人为我做饭。老人干瘦，话语炸炸的，温和地笑着，祛除了我的陌生感。

菜都是老人自带的。腊肉，切得薄薄的，饭头上蒸熟，亮晶晶的，一口咬下去，脆香脆香的；白菜切得细碎细碎的，春天的白菜本来就清甜，老人舍得放猪油，炒出来的白菜嫩生生的，绿色的叶片上泛着油光；还有一碗炖鸡蛋，撒着葱花，又嫩又香。这三碗菜，做法虽简单，可是每一碗菜都油润舌尖，成为我四十余载人生的绵长味觉记忆。

除了山下两个一年级教学点的女老师，其他老师几乎都请过我吃饭，多是在放学后的傍晚。喊我的同时，总会顺便喊上其他同事，沿着山道或田埂小道，裹着衣领，一路说笑着到他们家。老师们的家几乎是清一色的木结构房屋，厅里立着木屏风。淡淡的杉木香，浮动在空气中。

大家围坐着，满桌子的家常菜，满屋子的说笑声。低岭老师的这份淳朴，这份毫无半点隔膜的亲热，恰似杉木的原香，在记忆里久久不散。

吃完饭，其他老师笑谈着出门，请我吃饭的老师硬拽着我留宿。被子应该是白天刚晒过的，蓬松得像云朵，有一股阳光的味道，那一夜，睡得特别沉。

这次最意外的，是在山下的村卫生室遇见了当年教学点的周老师，她应该有六十七八岁吧。也是巧，周老师在某个大城市带孙子，刚好回低岭，因为身体不适来挂水，就这么碰上了。周老师还记得我，和我说了许多往事。她告诉我，当年学校的老师们见我周日一个人在学校孤单，特意组织了一次游玩，所有老师都参加了，还一起聚了餐。可我无论怎么回想，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剩下了遗憾。

现今的低岭村，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当年村民住的木房，摇身一变，全成了两三层的崭新楼房；我住过的村部木楼，变成了三层的党群服务中心；以前坑坑洼洼的砂石主道，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村外。我按记忆寻找旧日的痕迹，难觅到皮毛。就连小学也不存在了。听村里人说，早年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将小学移到了山下，后来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合并到了墩上街道的学校。还好，在老村部不远，当年一长溜石头墙、黑瓦的老房子还伫立着。这房子在当年很稀见，我曾好奇地注视过它，并且还琢磨过它，猜想它是从前富户的宅子。现在，它成了村里唯一的旧物，也是我这次低岭行寻到的唯一旧迹。

我拿起手机，拍下这长溜老屋，也拍下那堵破墙。从它们身上，我打捞起被时光遮掩的那些温热往事，也从它们身上，看见当年的低矮山岭，早也长成了“高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