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翻译家，您的阅读有什么特殊之处？

彭懿：有时候我一本书会买很多版本，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不断地看。

记者：为什么特别在乎版本？

彭懿：不同的版本译文不一样。最近我在写旅行故事，除了作家，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摄影师。很多地方我都去过多次，比如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22岁时应船长菲茨罗伊之邀去加拉帕戈斯，回来后写了《小猎犬号航海记》，里面讲到一种像怪兽一样的动物——海鬣蜥。好玩的是，有的书把它译成“黑暗的小鬼”，有的译成“暗夜鬼魅”。为了弄明白，我把原版买回来。译文真的不一样。比如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宇宙》，那是恐怖小说爱好者的必读经典。市面上很多版本，每个都标榜自己最好。我买了七八种，选一种最好读的。

记者：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彭懿：进入公版后，有些书的译文很糟糕。《物种起源》有几十个译本，怎么选？从研究者角度，翻译应该贴近原文，但对我来说首先要好读，当然准确也很重要，这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买书前我会在“豆瓣”上查一查，比较谁的译文更好。比如最近看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作者也去过加拉帕戈斯，我最后选了上海译文曹庸的版本。译文决定一本书的命运。如果觉得译文不好，如果不是公版书，就只能等5年版权期到了换译者。

记者：真的会认真去等一本书的版权期？

彭懿：当然。比如《魔戒》，我先读了一个译本，后来我又读了朱学恒的译本。《霍比特人》我先读的是陈刚的译本，后来又读了王晨颖的译本。雷·布拉德伯里的书我也有各种版本。洛夫克拉夫特的《超越空间的色彩》，我看了一个译本看不懂，就换另一个。如果发现译者优秀，就会买他很多书。说到童书，我觉得没人比任溶溶译得更好玩。他会修饰润色，和原文不是那么接近，但特别有趣。“经典永流传”，不是译得准就好。

青岛大学一位教授跟我说，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读我译的《我的爸爸叫焦尼》，英文版本读完学生没反应，读我译的版本，学生哭得稀里哗啦。他们又对照瑞典文，发现和我译的不一样。其实我是根据日文版本翻译的——我并不是说我译得好，而是站在了日本译者的肩膀上，日文译者对原文做了改写。可当我翻译日文图画书时，我不敢那样做。如果改了原文，懂日文的译者会说：你改变原文了吗？所以我一般是直译，但会揣摩语气，找到作者叙事风格和文脉，找到作者的语言感觉。

记者：您是有影响力的译者、作家、阅读推广人，阅读面如此开阔，平时怎么快速准确地选书？

彭懿：我不是泛泛地选，而是“写什么就读什么”，把那个领域的书全买好。比如现在写旅行故事，第一本叫《去北极，去看那只敲窗的熊》。我是个摄影师。有一回在厄瓜多尔的亚马逊河上拍鸟，水下全是食人鱼。我们坐在独木舟上，前面的摄影师突然回头问我：“彭老师你去过北极没有？”我说不去。他问为什么，我说所有人都去北极，我也拍不出什么。他说给你看张照片。照片上，有一艘不大的船，北极熊站在船头，透过圆圆的舷窗往里看。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在窗户里面，它在外面，我们对眼了，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去北极了，真的拍到了一只趴着窗户朝里看的北极熊，并把它写成了故事。我要把旅行故事写得与众不同。要写得好看，首先要知道别人写得最好看的书是什么。然后我就把最好看的旅行书全买回来（可以这么说）。怎么选？也没什么特别的方式。

公众号很多，但还不够。我用得最多的是“豆瓣读书”。当你查到一本好书，下面会有两到三排推荐，还有爱好者制作的书单，有时列几百种。我一本本看下来，发现好的就买。这是纵向的；然后横向买，比如我最喜欢的《与狼共度》，从没读过那么好笑的书，就把作者法利·莫厄特另外几本也买回来，结果一本都不好看。所以也有上当的时候。

记者：在阅读时顺藤摸瓜，还会发现更多好书。

彭懿：我现在写马达加斯加，就把相关书都买了，甚至原版书、电子书。我写书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原来学的是理科，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所以我的阅读、研究、写作方法都跟文科作家不太一样，是带研究性质的写作。写一本书，我一定把相关领域的书一网打尽，甚至会买高价的。比如巴西摄影师萨尔加多的《创世纪》，非常大，书架放不下，也买来了。有些别的摄影师拍的特别好的图片，我也会让出版社国际部买下版权，放在我的书里。这样别人读你书时，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摄影作品，视野就开阔。

记者：您小时候读的书还有哪些记得住？

彭懿：我父亲是大学老师，会去图书馆给我借，但五十年前的事了，我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得住的是《木偶奇遇记》，前后的书页都撕掉了，很多插图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晰。

记者：您判断好书的标准是什么？是语言吗？

彭懿：是故事，是语言，读起来非常舒服，能感觉到一种“杰作的光芒”。比如我最喜欢的《柳林风声》，杨静远的译本和任溶溶的译本，感觉完全不同，但是我都喜欢。读好译文是一种享受，不是煎熬。我为什么有很多译本？比如我买了一本《柳林风声诺顿注释本》，注释条目有几千条，几乎每一句原文都有解释。我就是喜欢这种书，没事就翻翻，我有“强迫症”，犄角旮旯、细枝末节都会去探究。

记者：那么多书，有些还是高价买的，最后留在书架上的会是哪些？

彭懿：首先是我喜欢读的书。有些确实用不着了，太专业了，或者读不懂的，就送掉。我买书最贵的是从国外买，有时通过中图公司或当当网，书价不贵，但邮费加起来要五六百元人民币。为写作不惜重金，这不算什么，旅行费用更高，跑下来十几万元、几十万元都有。比如我要写南极，要去六次。每次先飞到南极再坐船。去年11月飞到智利，飞机连着三天延误，行程取消，只好回来。很多人去一次能写一本书，和去五次写的书不一样。去五次有多少故事？去一次有多少故事？去五天有什么故事？去一个月又有什么故事？我去马达加斯加是私人定制旅行，去年走了一个月，今年6月还要再去一个月。

记者：成长过程中，您的阅读大概分几个阶段？

彭懿：读书比较随性，但也有分水岭。去日本之前，我大部分读童话，研究书读得不多，也没有做研究者的想法。在日本留学时，曹文轩来日本做访问学者，跟我有很多交流。他说：当一个作家也要写理论书。加上古田足日的影响，我从日本回国后就“两条腿”走路：翻译和创作，一直没停下。有时我觉得，我翻译的书读得更多。一本书要译好，要读很多遍。比如早年翻译的安房直子。其实我不只是从读书吸取营养，更多的营养来自翻译书的过程，因为你要揣摩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以我的阅读有两个板块：一是翻译的书，二是做研究时读的相关书。写作时也会读。比如我写《小人守护者》，就把所有关于“小人”主题的读一遍，知道最好的写小人的书是什么。我读书并不是泛泛而读，碰巧哪本读哪本。我有偏重，买得最多的是幻想小说。

记者：有没有哪本书让您走上作家这条路？

彭懿：没有。但高中时发表作品应该是很大的鼓励。随便一个小孩，如果喜欢读书，什么书都可以看到。现在的小孩特别聪明，写的文章我都不敢相信怎么可以写这么好。我们小时候没读过太多书，我常常想：如果我小时候读过那么多书，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是后来越写越喜欢写作，后来发现自己也不会什么别的——除了写作就是摄影，别的都做不了。

记者：您有固定的枕边书吗？

彭懿：没有。我所谓的枕边书就是最近在读的书，会放在边上，但没有一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记者：您的阅读会讲究方法吗？作为作家、翻译家、研究者，您的阅读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彭懿：我有很多书不是全部读完。觉得没那么好看，就读新的。能一口气读完的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可能上了年纪，专注力没那么好了；也可能对故事的要求比较苛刻。有时候读书断断续续，也有些书会不断翻阅。比如《与狼共度》，我在写书时虽然不再读它，但会放在桌边，甚至让封面露出来——好像它陪伴着我，就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