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草根文人，平生与笔墨相伴，与书卷为友，却也有过两次刻骨铭心的卖书经历。一次为职称生计，奔波售新书；一次为迁居割舍，忍痛卖旧书。两次境遇不同，心境各异，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满是岁月的滋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由广电记者转行社科学者。朋友调侃:从“米箩”到“糠箩”。对于当惯“喉舌”的老记者而言，吾以奉命为天职；但“隔行如隔山”，行业转换，看似只是工作内容的调整，实则关乎职称评定的天壤之别。新闻系列重实务，讲究作品真、短、快、活、强，一篇篇“三贴近”的鲜活报道便是最好的实绩；而社科系列讲求厚重与学术味，论文动辄上万字，且须刊发于专业学术期刊，更要有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方能立足。好在转行不转业，依然围绕“新闻”转。为了顺利通过职称转评，我将二十余年新闻采、编、审的一线经验，结合彼时社会形势与新闻传播理论，伏案笔耕一年，写成二十万字的《大众传播与现代文明》，交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早年出版规则与今不同，出版社免收书号费，却要求自行销售三千册。书稿付梓，油墨飘香，总算拿到转行的“敲门砖”。欣喜之余，卖书的重担便压在了肩头，这便是我人生第一次卖书。好在我在新闻界摸爬滚打二十余载，与各家媒体同仁相交甚笃，平日里并肩奔波采访，积攒下深厚情谊。此番为书奔走，登门拜访省市各家媒体，诸位老友皆顾念旧情，慷慨相助，五十本、一百本地订购，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最令我感念的，是老单位广电厅总编室主任江明安先生，得知我的难处，当即定下两百册，这份仗义，至今铭记于心。原安徽市场报总编刘济民先生人如其名，扶危济困，也倾力相助。更让我意外的是，这本小书竟还帮了他一个小忙。刘先生的夫人郑慧新，原是省话剧团演员，我的著作中，除理论篇章外，还附录了五万字新闻作品，其中一篇合作的配音通讯《白衣红心李月华》，当年为在广播中再现英雄的音容笑貌，我们特邀郑慧新演播李月华，算是一次新颖的尝试。播出后效果颇佳，甚至收到了海南岛的听众来信。

彼时广播稍纵即逝，音像制品尚未普及，新闻作品少有录音留存。而我的书中不仅收录了全文，还特意标注“李月华由郑慧新演播”。后来郑女士参评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这本书的记载，恰好成为重要佐证。刘先生事后专电致谢，我说是尊夫人的德艺双馨助力广播通讯出彩出圈。同时心中亦生感慨，一本为己职称的拙著，竟在无意间成全了他（她）人，也算一段文坛佳话。当然也有“碰钉子”的，我送一捆书到一家大报广告科，半月后去收费原封未动。我硬着头皮拆封签名送出十几本，其余捆起来用自行车带回。不过，这次遭“冷遇”也激励我克服“急功近利”毛病，后来沉下心来做学问，取得几项国家及省社科基金项目，写出了几本学术专著，不仅无须推销，还获较丰厚稿酬。

若说第一次卖新书是为从记者到学者的前程奔走，充满人间温情，那么第二次卖旧书，则是文人对心爱之物的忍痛割舍，满是心酸与不舍。2013年，我正式退休后，犬子孝心让我和老伴迁居带电梯的新楼房。旧居有地下室，可存放数千册藏书，这些书籍皆是我半生积攒，有专业典籍、报刊史料及阅评审读笔记等，不少都弥足珍贵。比如在兼任“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期间，收集了不少相关著作与史料，为研究陈独秀新闻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爱书之人而言，每一本书都藏着时光与心血，如同老友相伴。可新居虽比旧居大，但无地下室，书房与书柜难以容纳所有藏书；旧居无人，担心地下室书籍受潮，几番纠结，终究狠下心来，清理变卖部分书籍。

看着满室堆叠的书卷，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心中满是揪紧的疼。这些书，伴我走过记者生涯的日夜，陪我完成学术研究的攻坚，见证过我的奔波与坚守，如今却要忍痛分离。最终，我整理出五百斤旧书，以八毛钱一斤的价格售出。捧着那四百元钱，手心沉甸甸的，却不是喜悦，而是对书卷的愧疚与无奈。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亦是文人的风骨与寄托。两番卖书经历，藏着半生浮沉。年逾耄耋，再忆往事，只觉岁月无情书有情，那些与书相伴的时光，那些因书结缘的情谊，早已刻进生命里，成为人生中难以磨灭的印记。笔墨生涯，书卷人生，有舍有得，亦苦亦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