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集中阅读是在什么时候？

叶延滨：20世纪70年代，我在《延河》杂志借调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时有一条规定，允许到图书馆借需要的书供批判用。半年时间里，我从图书室里借了至少二三百部中外诗歌名著，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中外诗歌，才知道诗歌是这样。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我文学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原来他们是想“枪毙”那篇诗歌，所以前面提的意见就是不断刁难，我那次创造了修改纪录。这首诗的修改过程是很好的训练，这是我真正的写诗的起点。

记者：1978年，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您在大学里收获了什么？

叶延滨：当时我一拿到作文题目就笑，是要求把长文章改成600字的新闻报道。我就拿笔在上面勾，划完也没算字数。但是那一年是把四川师大的学生集中起来在阅卷中数字数，我的字数超了，扣了很多分。我是广院82届毕业生，一个同学后来当了学校的教务长，把当年的毕业成绩单每人复印了一份，我最低的一科是90分。大学以后，主要是写作，我在大学里得奖，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加入了中国作协。

记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学思潮的涌入，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西方文化的进入，是把自己摆上另外一个位置。前面所受的文化影响，更多的是俄罗斯和东欧，来自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是欧美文化的影响，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完全地离开两个基地，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我不可能完全忘记我最早的政治野心和人生野心。我第一次读《战争与和平》，发现作家居然能脱离小说情节谈论政治，很震动。西学渐进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风潮涌入，客观地说，我总是在观察、吸收和发现，我们的作者最早是学谁的，他的影响来自哪里。我当时是站在一个层面：不仅了解自己，还要了解诗坛整个走向，才能判断整个诗歌的发展和影响。比如吉狄马加，他最早的影响来自桑格尔，后来才是聂鲁达。在这个寻找和辨析中，我把自己的诗变得更能表达自我。

记者：如果让您评价自己的诗歌呢？诗歌创作和阅读的关系是怎样的？

叶延滨：坦率地说，我是混杂型的诗人。我小时候最早喜欢、最多接触的，是中国的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我小学和初中基本是读小说，读散文的年龄是高中，开始注意近现代作家的语言。诗歌是最后进入的。在我身上，可能没有完全体现最纯粹的诗人气质。有的诗人说，叶延滨的诗歌中有戏剧的介入；传统杂文家说，叶延滨没有一篇规范的杂文。我的文学营养的吸收，来自传统的小说。我从小学到高中，是图书馆管理员最好的朋友。一下课我就在图书馆待着，《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是在初中读的。这里还有过一个故事。《红岩》出来后非常火，全校就一本。学校语文组长就要去图书馆借。图书馆何老师说，这本书校长拿去了。结果，我在语文课上偷偷看小说时，被语文老师发现了。新文学时期的文学当时也只是借给老师，多数人没有机会看到的小说，我都在图书馆看到了。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和其他诗人不同，进入文学的途径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母亲下放到大梁山的时候，带着几本书，其中就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家订的杂志，就是《收获》《人民文学》《译林》，我常常是一本杂志从头看到尾。

记者：在《星星》的时候就开始写随笔杂文，诗人出手，语言总要胜出一筹。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杂文？

叶延滨：杂文随笔创作，的确是我一个着力的方向，虽然我也写过小说写过评论，但在这些领域我是票友。王蒙先生曾评说我的随笔：“叶延滨是诗人，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叫作读书明理，叫作体察现实，人情练达，思考斟酌，不粘不滞，自有主张。就是说，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当受蒙，三不本本条条，四不刚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爱读他的随笔杂文，觉得他言而有据，有独得之妙，有机智和灵性，有见解。他的记叙文与忆旧性散文也写得好，有一种平和，有一种沧桑感，有一种明晰，说得再好一点就是我爱说的清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如此这般。难得有一个人写文章而不吹嘘，谈诗论文而不卖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风趣而不轻飘。读叶延滨的随笔散文，你会学得聪明、不受骗和有节制。”我认同他的鼓励，并为之努力。散文杂文随笔的创作，在我的创作中是半壁江山。各种报刊杂志给我的杂文散文奖要比诗歌更多。诗歌加上杂文随笔，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叶延滨：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枕边书是放在枕边睡前读一段的喜爱之书。但我们这个经历的人，枕边书也许是另一种存在。我早年随母亲下放山区，寄宿求学，以及后来的插队、进工厂当工人，30岁又上大学，整个青少年时代，属于我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是一间房，而是寄居或集体宿舍的一张单人床。在34岁以前的求学和底层生活日子里，唯一的精神生活就是读书，在我34岁以前，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就是放脑袋的枕头和放在枕边的书。

记者：您的私人藏书有什么特点？您如何安排自己的藏书？

叶延滨：我不是个藏书家，也不是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除了我自己购买之外，作家诗友的赠书数量也很大。我不是坐拥书城的书生，工作变动，迁徙流动，书籍是巨大的负担，安置这些图书很费脑筋，常常不得不断舍离，赠送给诗歌收藏馆或研究中心资料室。而且根据需要，存在身边舍不得转让给相关部门的书籍，也分别放在常住的居所和南方的寓所。我正用电脑打字的这间不大的书房，放着六架书籍，自著和收录自己作品的选集文集就占满了三个书架。其中仅1980年以来历年出版的收录我的诗歌、散文、杂文年选这一类就有二百多册。我自己知道，我已到了做减法的年纪了，所以给看过的书籍找个家，是需要认真的事情。两年前，有一位武汉的藏家，在卓尔书店举办了一个叶延滨诗集及叶延滨藏书展览。我很惊奇，我与他没有联系。后来他告诉我，除了他自购的我的诗集外，一些诗人签名给我的赠书以及我的几份书信诗稿，他是用两万元从一个旧书商手上收来的。花开花落，有心人收，有情人藏，足矣。

记者：您有时间重读图书吗？如果喜欢重温，哪些书值得您一读再读？

叶延滨：我曾经一读再读的有《鲁迅全集》，还有李白、李贺、杜甫、辛弃疾的诗选，就放在身后的书架上。但是现在常常落尘。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静思独处时，常常处于回忆回望状态。因此，我努力避免重温，如果读书的话，多读新书，努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记者：如果想见一位作家或学者，想见谁？

叶延滨：我最想见的是艾青先生。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相识，1982年我大学毕业实习在中央台专题采访了先生。他的人格和风范让我敬仰，他的作品是我学习的典范。许多批评家指出，我1980年参加青春诗会的成名作《干妈》是受到他《大堰河，我的保姆》深刻影响，我十分认同这点。

另一位是雷抒雁。他是第一个给我写退稿信的编辑，也是与我相交几十年的诗友，我们的诗歌理念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性格也不相同，但他引我入诗坛，是我第一个诗人朋友。

出现在我头脑中的有路遥。他是我1975年在《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时认识的，后来在《延河》又见过他，那时他的中篇《人生》震撼了我。

再一位是前辈严文井。他与我父亲在《东北日报》曾是同事。我在北京上大学时间，是他家的常客，他的平易、智慧与豁达像长辈教我做人。

再一位是诗人邵燕祥先生。他是我的诗歌引路人。他在《青春诗会》上决定用我刚写的《干妈》换下另一首原拟用的诗稿。他得知我申请加入北京作协的申请，因为我是在读非北京户口的大学生被拒后，给了我一张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申请书，并且做我的入会介绍人，使我有幸大学毕业时，同时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