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学会了从网上购书，手指轻轻一点，方便快捷，好不惬意！而进店购书也别有滋味，走进偌大的图书城，徜徉于浩瀚书海，打开一本本着实想买的新书，闻着一阵阵或浓或淡的墨香，仿佛手捧着五月天母亲刚刚蒸好的香喷喷的新麦馒头，直想大快朵颐。享受着书海泛舟的时代红利，不禁忆起年少时求书啃书的不易，更加深切地体悟到读书的乐趣与好处。

20世纪70年代初，上村小那会儿，同学手里只有语文、算术两样课本，没有任何课外书，谁要是有本连环画都算了不起。但我家那老旧的阁楼上却藏着几大箱各式各样的书刊，打开一只只书箱，仿佛找到了一座座神秘的宝藏。

小学低年级，识字不多，就捡些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刊物来看，遇到不认识的字也连蒙带猜地读下去，看见插页或封底印着彩色的油画就藏在一边，记得法国著名画家米勒的油画《拾穗者》等许多艺术精品都是那时看到的。印象尤深的是，王蒙先生蜚声文坛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在10岁左右从1956年的某期《人民文学》上读到的。很多年后，当年的责任编辑谭之仁（白榕）先生与我聊起他发现和编辑这部小说的经过时，我说记得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听后连忙点头称是，并对我儿时就读了这部小说大为惊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放学回家或寒暑假，一有空仍是钻书，不仅读了初版的《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长篇小说，还啃起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因出版较早，繁体字多，还是认不全，往往只是一知半解，但仍读得津津有味，似乎也颇有收获。除了躲在自家阁楼上啃这些难啃的大部头，也曾靠卖废品攒上几毛钱，到供销社买过《战地新歌》《民兵诗选》等通俗易懂的歌本、诗集来读。1979年中考，15岁的我考进了县城高中重点班，老师说语文得了高分、作文得了满分。

高中课业重，阅读时间少，但只要见到好书仍会求人借来一读，有时人家催得急，哪怕借着校园的路灯也要连夜读完。有次放暑假，口袋还剩几毛钱，忍不住到书店买了本王蒙先生的《青春万岁》，没了回家的车票钱，只好“步干”，虽说走了几十里，但也不觉苦和累，心里反而美滋滋的。与少时读书只求“眼到”“口到”不同，此时已然懂得“心到”，每当读到一些经典政论、文史名篇，往往心绪难平，渐生家国情怀。

上了大学，真正成了“读书人”。父亲送我入校时再三叮嘱我，要多读书、读好书，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回家不久，他又寄来一封长信，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喜讯，说到家那天，正好县里来人，通知他被彻底平反了。父亲是因“大跃进”期间坚持真理、敢讲真话被错划为右派的，从城里回到农村，虽然备受煎熬，但仍信念坚定，我家阁楼上，他一直珍藏着那些进步书刊就是一个明证。他在给我的信里说，我们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勇于拨乱反正，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你要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还说苏霍姆林斯基有个小册子叫《给儿子的信》，它会教你怎样做人、怎样读书，学校图书馆应该会有的，希望你找来好好读读。

父亲的教诲，我谨记笃行。大学期间，除了从图书馆借书来读，还想攒点自己的书，于是常去帮图书馆的阿姨们干活，以便期末清库时能淘来几本处理的书刊；倘若在书店看到非常想买的书而又囊中羞涩，就卖点学校发的饭菜票（这是师范生所受的优待）给条件好的同学，拿到钱便立马去把那书买了回来。大学4年，真是读书的好时光，除了学好专业课，我还读了不少马列原著、理论文献，而且入了党。毕业时，响应组织的号召，去了最艰苦的地方。

那是一个远山上的地质队，与外界联络主要靠一部摇把子电话和几辆大屁股吉普，而唯一的文化生活则是偶尔放一场露天电影。我担心在这儿待久了会因远离社会而被时代甩掉，所以每一两个月就攒下点钱，大费周章地赶到最近的车站，坐着最便宜的闷罐火车，去到省城买些书读，心想人在山里待着，但眼界须得开阔、思想不能落伍。在我工作一年多后，父亲专门从老家搭车来看我，他仍然不忘问我读些什么书、从哪儿找书读，末了还是叮嘱我要多读书、读好书……

可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夏天，我亲爱的父亲就因积劳成疾，早早离世了。送别时，我们兄弟几个商量，把父亲平时看书读报用的一副老花眼镜和他翻旧了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放在他身边，让他带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8年了。我想告诉他，儿子也已年过花甲，过去一直记得您的叮咛，总爱四处找书、自觉钻书，如今买书借书的条件好了，读书就更多了，也正是读书不断充盈着我做人的志气、做事的底气、做官的正气，激励着我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可以说，读书给了我看不见的滋养、给了我一生前行的力量，而父亲的言传身教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