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岁的母亲已失明二十多年了，逢年过节，于她不是欢聚，倒像一道需轻迈的旧门槛。远处鞭炮闷闷地荡开，孩童笑语隔水似地飘来，她便微微一颤，枯枝般的手摸索着床沿，轻声一叹：“都这把年纪……也该轮到我了。”那叹息里没有恐惧，只有岁月熬成的淡然，与一丝或许她自己都未察觉的、对光阴的贪恋。

她的四季，是用皮肤与疼痛来丈量的。冬天，她将自己一层层裹起，行动迟缓如冬眠的虫。夏天，风与凉气是禁忌，会唤醒蛰伏在关节里的酸楚。唯有不冷不热的时节，那张紧绷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才会掠过一丝类似舒展的涟漪。从前，一只红色小收音机是她忠实的伴，日夜淌着咿咿呀呀的庐剧，填满无声的空白。柜上的小闹钟嗒嗒走着，她却总听不清报时的细语，只反复地问：“到数九了吗？春天什么时候来？”她的等待，是一种焦灼的平静。仿佛在等一个既定的结局，又仿佛祈祷那结局慢些、再慢些来。

常年卧床让她的身体日渐枯萎。十多年的光阴过去，如今只剩一副薄如纸片的骨架。日常一切，皆交予他人之手。每天清晨，我将她缓缓扶起，搀到卫生间洗漱，引至桌旁坐稳，系上围兜，让她一勺一勺吃或喂饭。餐毕，又小心送回床上。日复一日，照料这样的老人，需要足够的耐心与静默的信念。

母亲的一生，是跋涉过苦难长河的一生。二十三岁那年，她从滁县来到肥东，像一粒被风吹送的种子，在此扎下根须，一驻便是七十多年。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弯腰在田埂间娴熟地插秧割稻，她用单薄的肩，扛起了整个风雨飘摇的家。大集体时代，家中缺劳力，工分寥寥，粮食总是不够。记忆里常有寒夜或春荒，一家人围坐着，一天只吃两顿，胃里空落落的，心里却因彼此的依偎而存着暖意。那些曾与她一同在日头下淌汗、在田垄间说笑的乡邻，大多已先她而去，成了她絮絮回忆里一个个模糊的名字。说到动情处，浑浊的泪便漫出深陷的眼窝，她喃喃：“人老了，真是作孽。”

2002年，她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村庄，搬来县城。县城于她，始终是客居。她的魂仿佛还留在乡下那排亲手垒起的土坯房里，留在村头老槐树下，留在那些早已散去的炊烟中。她心心念念的，不是未来的时日，而是回不去的往昔。

逢年过节，老家的侄孙们提着糕点水果来看她。他们围在床边，听她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回溯几十年前的旧事。哪一年收成好，哪一季雨水足，谁家嫁女摆了几桌，谁挖河渠时崴了脚……往事在她唇齿间鲜活起来，滔滔不绝，恍如昨日。她能说上一两个小时，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比划，仿佛真能触到那些逝去的场景。客人们要走了，她声音里便透出浓浓的不舍，手摸索着去抓那即将抽离的衣袖。待房间重归寂静，一种巨大的空茫便沉沉落下。她知道，他们的世界广阔而忙碌，有无数明天可奔赴；而她的世界，只剩下这一方床榻，和窗前流过的、看不见的天光。

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枯枝般的手，心里蓦然响起那句：“父母在，不远游。”如今，她是那棵深扎在我生命原点的老树，而我，是绕树徘徊、不敢远飞的鸟。工作再忙，琐事再多，也要回来，坐在她身旁，听她重复那些早已听过千百遍的絮语。那些话语，是她与这世界最后的、最坚韧的连线，也是我确认自己来处的坐标。

窗外的雪花悄悄落下，无声无息。母亲在睡梦中发出均匀而轻微的呼吸。我凝视她安详又遍布沟壑的脸庞，心中没有答案，只有一片温润的酸楚。来年春天，柳树会发芽，小鸟会啼叫，田野会再次绿遍。而来年的今日，母亲是否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