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智慧和生命力的象征。《一骑绝尘》以各博物馆里的文物珍品为依托，纵观古今，横跨中外，从文明起源开始找寻马的踪迹。随着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们对它的崇拜也逐渐制度化。那么，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中，马的形象又有何不同？

东巴经中的马

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是一种由图画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原始文字，保留有较大成分的图画痕迹。纳西族先哲们，采用“见木画木，见石画石”“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摹写物体外形的方法造字。牛则图牛，马则画马，日月山水、衣食住行等文字图符无不惟妙惟肖。其中，东巴文马的形象频繁出现，成为沟通人神、传递天命的神圣媒介。东巴经中的马形象主要见于祭祀经文与神话叙事，富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纳西族的宗教信仰里，人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神灵，而马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桥梁”。在丧葬、祭祀、祈福等重要仪式里，它被视为“神骑”，承担着引领亡灵魂归祖地、传递后人祈愿的神圣使命。

畲族祖图中的马

畲族是中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在漫长的迁徙历程中，畲族形成了以“祖图”为核心的历史记忆传承方式。祖图，又称“畲族始祖图”或“盘瓠传说图”，是畲族民间珍藏的珍贵历史叙事长卷，用连环画的形式系统描绘了畲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传说和民族迁徙。在祖图的叙事场景中，马的形象虽不似“龙犬”盘瓠是核心，却多次出现在迁徙场景和始祖叙事中，具有鲜明的叙事功能和纪实色彩。畲族祖图的叙事内容可以与民间史诗《高皇歌》的内容相互印证。两者均记述了始祖盘瓠因帮助高辛帝击败外敌立功，受封为王，并娶三公主为妻，随后率领族人迁徙至南方山区，被奉为畲族始祖的故事。在“龙犬会亲”这一关键场景中，盘瓠已化身为狗头人身的神人形象，身着华服。画面显示，一支由乐师、舞者、骑马的男女及官员等组成的盛大仪仗队列，烘托出接亲仪式的隆重氛围。

皮影戏中的马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傀儡戏之一。表演时，通过灯光将皮影道具投射在幕布上形成影像，并配以唱腔、音乐与台词，用以演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与民间生活，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皮影戏中，马是最为常见的动物形象之一，其造型简约夸张，富有表现力。不同地域的皮影马风格各异，或雄壮威猛，或轻盈灵动，彰显出丰富的地域特色。

马头琴上的马

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琴杆上端雕有精致的马头而得名，被誉为“蒙古族的灵魂乐器”。早期形制的马头琴可以追溯至“奚琴”（又称“胡琴”），起源于东胡的库莫奚部，至清末则多被称为“潮尔”。演奏形式多为独奏或自拉自唱。

马头琴的制作工艺极为讲究，从选材到雕刻都遵循着传统规制。工匠通常选用质地坚实的木材，经切割定型后，以手工精细雕琢马头。马头形态多样，有的呈奔跑嘶鸣之态，马嘴微张；有的颈部后仰，姿态生动。马耳须挺立，象征警觉；马眼圆睁有神，体现智慧；马嘴微张，仿佛正在嘶鸣。鬃毛的处理亦富于变化，或细腻繁复，或简约抽象，展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

鄂伦春族的木刻马

鄂伦春族世代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其传统活动范围西起额尔古纳河，东至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北自外兴安岭，南抵大、小兴安岭一带，后来逐渐南迁至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地区。据《黑龙江志稿》记载，清代将鄂伦春族编入布特哈八旗，分为“摩凌阿鄂伦春”（意为“骑马者”）与“雅发罕鄂伦春”（意为“步行者”），分别承担兵役与纳贡貂皮之责。鄂伦春族居住的大兴安岭地区盛产桦树，桦木质地轻盈、纹理细腻，易于雕刻与加工。不同地区的风格各具特色：黑河地区的马玩具注重写实，注重精细刻画肌肉纹理；鄂伦春自治旗的马玩具则偏向抽象，以几何造型捕捉神韵。桦木马则以桦木为原料，经过去皮、打磨、雕刻、拼接与彩绘等工序完成。这些木马造型简练而生动，头部与颈部刻画细致，身躯线条流畅，四肢粗壮有力，虽形制简约，却能表现站立、行走等多种动态。

傣族银槟榔盒与剪纸上的马

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生活习俗。在傣族社会生活中，槟榔不仅是日常消费品，也是社交、祭祀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用来盛放槟榔的槟榔盒，因此成为兼具实用与礼仪功能的重要器物。其中以银制槟榔盒工艺最为精湛。银制槟榔盒相比其他材质的槟榔盒，材质更为贵重，制作更为规整、精细，大件可重达五六百克，小件仅一二十克，充分反映了傣族制作金银制品的工艺水平。银制槟榔盒多以錾刻手法制作，纹饰以浅浮雕为主，通体雕刻花草、鸟兽和人物图案，立体感很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银制槟榔盒纹饰题材广泛，既有对热带雨林动植物的写实描绘，也有对图腾传说与佛教故事的写意表达，如象纹、莲纹、鱼纹、孔雀纹、狮纹、马纹、几何纹等。

本文选自《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据《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