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生于徽州、长于徽州，可能也是最了解徽州的作家，他的文本底色，像是新安画派的画作那般，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他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写作，常常保有一份清冷；他看笔下的历史人物，多有一份悲悯之心；他说自己的写作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路走，“让读者来寻我”。

《安徽画报》对话赵焰 （Q：安徽画报 A：赵焰）

Q:您最早是在家乡旌德开始写作的，后来到安徽日报社驻扎宣城记者站，应该直到2000年，那段时间也是您写作的重要时期。能否结合您的创作经历，谈一谈几个您写作的关键阶段？

A:我是在大学里就开始写东西，毕业以后分配到老家旌德党校工作，当时的旌德是一个很小的县城，每天工作之余就感到比较乏味。我父亲是一位儿童作家，他一直希望我读中文系，之后当作家。我考大学时填的第一志愿，并没有中文系，而是填的经济系的外贸专业，一切阴差阳错，我被中文系录取了。我很沮丧，我父亲却很高兴。

我毕业后，父亲看我无事可做，就建议我写点东西，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很顺利，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合肥的《希望》杂志上，后来在《广西文学》《河北文学》《山东文学》等陆续发表一些作品。可以说是在我父亲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开始大量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我一直认为，年轻的时候，还是应以读书为主。如果只是写作的话，（才思）会很快被耗完。你必须要读书，吸取很多营养，内心得以丰沛，才可以进行持久地创作。

1993年，我调至安徽日报社宣城记者站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是我世界观初成的关键阶段。记者的职业也加深了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知道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心态，知道这个社会怎样运转，这对我日后的创作也有很大益处。在那个年代，前辈们都说，做记者最重要的，必须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一定要多交朋友，多深入基层。

Q:您在徽州文化的写作领域独树一帜，徽州系列的五本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徽文化，能否谈一谈您对徽州或徽文化的见解，以及徽文化对您的滋养？

A:我算是半个徽州人，从小在徽州长大，可以说“前后左右都是徽州”。都说徽州“崇文重教”，从一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当地的老人家哪怕是农民，说话做事都有一种文绉绉的风格，感觉知书达理；徽州的女人也是，再苦再穷的老太太，出门时也会将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拾掇得很干净。这种自小形成的对于徽州的感觉，其实很重要，它让我在日后的关于徽州背景的写作当中，起码不会说外行，也不太容易露出破绽。

我先将徽州写成电视片脚本，可是这一种形式相对较浅，只是表面描述。我意犹未尽，于是以文化散文的方式继续撰写徽州，陆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2006年由东方出版社结集为《思想徽州》。这本书出版后，被有关人士誉为“写徽州最好的文章”。然后，我又接到东方出版中心的约稿，让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景扫描徽州。于是，这又有了“中华大散文系列”的《千年徽州梦》。在此之后，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写了一本《行走新安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样，《思想徽州》《千年徽州梦》以及《行走新安江》，就构成了我的“徽州三部曲”。到2011年的时候，安徽大学出版社又将“三部曲”以及《老徽州》《徽州老建筑》整体包装，出了一套“赵焰第三只眼看徽州系列”五本；2016年，安徽文艺社给我出文集，又将我的徽州系列收入文集一卷。我出生在徽州，生长在徽州，能让自己写徽州的文章在全国广为流传，让人们关注徽州，的确是一件令我欣慰的事。

Q:2007年到2009年，您的晚清人物系列出版了，一年一本可以说是创作精力非常旺盛，而且多次再版，非常受市场欢迎。您写这些历史人物，是怎么能做到写得非常娴熟？

A:大约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合肥有个李鸿章》，因为李鸿章是合肥的标识，不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颁发了优秀奖。这篇文章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注意，开始邀约我写了《晚清有个李鸿章》。出版后广受欢迎，一年多时间里，达7次印刷。之后，这才有了“晚清民国四部曲”：《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晚清之后是民国》。香港中华书局也出了繁体字版，向海外发行。

写李鸿章的时候，对这个人物更像是“手术刀般的解剖”。可是写曾国藩不一样，他的特点在于内心世界博大、丰富而幽暗，表现在行动上很少。所以我侧重于从内部去写他，写他的心路历程，突破当时既有的曾国藩的形象。写袁世凯的时候，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很多研究，手法和心态，是抱以“历史的同情”——作为写作者，我们不能高高在上，而是要对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有足够的理解，这样才能写出人物真实的状态。

Q:您还写了大量生活化的散文，旅行的、电影的，吴怀东教授评价您文如其人，“清雅”，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文风？

A:我觉得“文如其人”的说法，是总体上的定位。可是人是复杂的，如果内心广博、伸展性很强的话，他同时也可以兼容并展示不同的风格。但是最本真的东西，或者说内心的底色是很难撼动的。人最根本的那个内质，是很重要的，不止是写作，其他事业也好，拼来拼去拼的是最后的人格。

孔子有一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这一句话，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子高远的志向，可以看出孔子的兼容性，还可以看出孔子对“六艺”的重视。“六艺”是什么？礼、乐、射、御、书、数，这是读书人必须掌握的技能，只有“六艺”娴熟，才能游刃于生活。读书人不能僵化，不能以道德为框框条条，而是要有智慧，要有拿得出手的技能。这是重要的。道德是（规范我们行为的）上限，法律是下限。当然，孔子还要求保持一种善良的、仁义的内心。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人生的追求。

吴教授以“清雅”来形容我，我很开心。可是词汇往往是一个标签，也是一种限定，它在很多时候是不准确的，必须“延展”。就像“清雅”这一个词，也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清雅且单纯、清雅且幽默、清雅且智慧……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想寻求一种智慧而博大的“清雅”。语言本身是有缺陷的，它需要更加细致地去揣摩。如果明白语言本身的缺陷，智慧就油然而生了。

Q:您现阶段的写作重心是在哪个领域？以及平时的写作、阅读习惯？

A: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有意无意而为之。我习惯用文字来记录生活，对去过的地方的感受，看过的电影的心得，散文相当于我的脚印，人生过程中的一些足迹吧。关于我的写作习惯，平时我可能是同时撰写五六本书；读书也是，有时候同时读十几本书，有时候只看某一段；有时候带着问题找书来看，把这个问题解决；有时候是从头到尾地看。对我来说，读书是能寻找到一个体系，你知道这个学问或者知识的上限在哪、下限在哪。读书也是在铸就一个坐标系，坐标系明晰以后，你就会知道某本书的位置在哪里，某种文化的位置在哪，某位作者的成就在哪。

Q: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态度。

A:我觉得互联网也好，新媒体、人工智能，它可以是现代社会，包括人类掌握知识的很好的补充，但它不是主食，只是相当于我们生活的零食，或者是一种调剂，一种工具。相对人类“万物之灵长”的地位，它现在还不足以构成挑战。至于人工智能，它的下限很高，可是上限却不高。我觉得以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来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有坚定的原则性——在这个世界，只有人，才是有“灵性”，也是有“价值理性”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工具理性”。人和社会，必须先赋予它的“价值理性”，才能培养它的“工具理性”。

Q:对于青少年有哪些阅读建议？阅读是不是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A: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对自己进行升级，或者说超越，就必须让自己不断提升。也就是说，“自我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不读书、不思考、不吸收的话，你怎么去进步呢？怎么去适应这个时代呢？读书是为自己做一种准备，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你对知识学问多一份掌握，就会让你多一份底气。你需要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己，才可以做得更好，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关于读书的心得，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溯源”。你喜欢谁的东西，你再根据他的喜好，去探究“源头”。比如你拿起一本余华的书，发现很喜欢；你就去了解余华喜欢看谁的书，比如说他喜欢读托尔斯泰，你就去读托尔斯泰；读完了托尔斯泰，再去了解托尔斯泰读谁的书……这样，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慢慢地可以从文化的叶片，进入树枝、树梢、树干，直到深入树根，进而触摸到泥土和大地。这样，你最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一株大树。 据《安徽画报》 文字：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