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大名，如雷贯耳，但我在二十岁之前，却与之缘悭一面，因为我的家乡在江淮分水岭之南侧，在那里，水田插秧，旱地种麦豆，庶几无闲地种它。虽说见不到它的倩影，然而家家所喝之白酒，清一色的是“高粱大曲”——人与物的关系，真是妙不可言。

自从在埃及与苏丹边境的Nabta Playa考古遗址中，发现碳化了的高粱籽粒，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粱的原产地，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约公元前4000年传入北非，公元前700年由商船带进阿拉伯半岛，人类食用高粱的历史，至少8000年了。

至于高粱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似乎没有确切定论。《诗经》中有160多种草木，独没有高粱的身影，《楚辞》里也没有。最早见诸诗文的，是陶渊明的《和郭主薄》“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秫”是高粱的俗称。据此，人们大体推定，高粱可能在两汉前后，由印度一路逶迤进入中国。高粱最早以“蜀黍”之名，跻身张华的《博物志》，张华对高粱的形象，有大概的描述。直到明初《食物本草》对它的用处，才有所介绍。也就是说，高粱作为一种外来物种，进入中国本草类专著的年代，大约是在明代初年。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称高粱为“蜀黍”，曰：“春月布种，秋月收之。茎高丈许，状似芦荻而内实。叶亦似芦。穗大如帚。粒大如椒，红黑色。米性坚实，黄赤色。”（此“椒”非辣椒，花椒也。）并说它的根利小便，治难产。

对高粱的介绍较为详细的，是《山西通志》，曰：“高粱，土人又称茭子，在太原属者苗低穗紧；在汾州属者苗高穗松；在平阳绛州诸属者有早秫、晚秫二种。早秫有大老汉、小老汉诸种；晚秫有红、黑、黄、白、蓬头诸种。蓬头穗下垂，红、黑、白三种穗上生，黄穗四面分披。粒无壳者米硬，可为粥。 粒有壳者米软，可为酒醋。”

在我国，高粱原先集中分布在黄河以北，现在，产酒大省川、黔亦有种植。据记载，1918年高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的26%。高粱品种繁多，按其性状与用途，可分为：食用高粱、甜高粱、扫帚高粱。

高粱籽粒中单宁的含量过高，是大米的8倍，严重影响其适口性，食用时须与麦或米搭配。如若用于酿酒，则在发酵过程中，单宁与原料中的花青素、黄酮等共同作用，抗氧化能力大为提高，使得酒液的口感更加绵柔甘甜、回味悠长，所以酿造界有一句行话：“好酒不离红娘”，“红娘”者，高粱也。我国的名酒，茅台、五粮液、汾酒等都离不开高粱。四十年前，我带了两瓶古井贡酒到杭州，饮酒时香飘院外，邻人闻到都说：美哉高粱！“高粱”二字，俨然成了一切白酒的代名词。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一度淡出主食的高粱，又重新回归。合肥周边虽然不产高粱，但小麦粉与高粱粉混合蒸出的馍，却在合肥备受欢迎。高粱面与麦面，按1：2的比例加工面条，在诸多城市，成了面食新宠。甜高粱秸可以当甘蔗吃；过去深受欢迎的山东产的“高粱饴”，半透明，有嚼劲，甜而不腻，其原料就是甜高粱。至于洒扫庭除的工具，塑料制品没有出现之前，各地家用的扫帚，大都用“苗高穗松”的蓬头高粱扎梢制成的。

一种作物，若与人类的纠葛日深，理所当然进入地名、建筑物名，高粱亦是。诸如四川的高粱塆，贵州的高粱冲。明代公安三袁之袁中道，有一篇《西山小记》，写北京西郊香山、玉泉山、万安山一带胜景，开篇即是“出西直门，过高粱桥……”此桥在西直门外西北，今更名“高亮桥”大约嫌“高粱”土气，其实以高粱名桥，反是接地气。

据说每公顷甜高粱，能生产6000升乙醇，远高于甘蔗、木薯、甜菜，因而在能源紧缺的当下，高粱成了新型生物能源的抢手原料。

郭小川有一首诗，题为《青纱帐——甘蔗林》，赞美的对象，为南北迥异的两种自然景观。连片的高粱所形成的“青纱帐”，过去与现在，依旧是美与壮观的绝妙体现，而在特殊的年代，随着《黄河大合唱》中一句“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响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遂让这种普通农作物，成了中华民族抗御外敌的精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