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因为多年来为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在匈中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扮演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您曾于2017年获颁匈牙利文化贡献奖。授奖词评价：“他一个人相当于一座机构，匈牙利当代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翻译的？选择小语种有何机缘？

余泽民：说起与匈牙利语的缘分，真的可以写一本书，但往短了讲又很简单，只因为年轻。1991年秋天我乘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去了匈牙利，只因为他们对华免签，我26岁，而且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充满理想主义，想看看世界。所以，我与匈牙利语的相遇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当时对华免签的是索马里，我也会去的。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文学翻译，我倒能说出确切时间，从1999年开始。在我1998年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出于对这位作家老友的好奇，开始抱着字典读他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并硬着头皮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翻译了他的一个短篇。

记者：是哪个短篇？拉斯洛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您陆续翻译了他很多作品，能谈谈您眼中的拉斯洛吗？

余泽民：我说的那个短篇是《茹兹的陷阱》，那是我的处女译，可能说出来你都不信，那是我第一次读匈语小说，我翻译它的目的很简单，一是想了解拉斯洛的作品，二是以这种笨方法自学匈语。没想到翻译完这篇小说后我不仅被拉斯洛的文字震撼了，而且迷上了匈语阅读，一发不可收拾。三年里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约三十个短篇，冥冥中受到文学的召唤，为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打下了根基。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凭着国内打下的母语基础和那几年自修的匈语能力，与作家出版社合作翻译了《命运无常》《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四部作品，从而得到国内图书圈认可。2006年，上海《小说界》主编魏心宏委托我主持一个“外国新小说家”栏目，2006年第一期我登的就是《茹兹的陷阱》，并写了一篇评论和一篇题为《拉斯洛的中国情结》的作者介绍，那是拉斯洛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记者：出版于1985年的《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被视为考验读者阅读能力和难以翻译的挑战之作。您在翻译这部作品时，如何解决长句的翻译难题？

余泽民：幸好我是在匈牙利生活了25年后才着手翻译《撒旦探戈》，那之前我已经翻译了十几部匈牙利作品，从语言上已经难不住我，更何况我认识作者那么多年，我熟悉他说话语调、语速、节奏和情态，这些对我的翻译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当然即便这样，翻译起来还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他的长句分两种，一种像拆散的俄罗斯套娃，需要精心地装回到一起，将这种句子翻译中文最难也最复杂；还有一种像一列火车，一口气能挂几十节车厢，这样的长句相对容易翻，句子里多次更换主语，只是作者想要保持讲述的连贯性而不加句号而已，直到描述完一个场景后才加句号。

记者：东欧作家的特点是以自己文字的难译性、甚至是不可译性为荣。这对翻译家来说是个难题。您也写小说，自己追求什么样的语言风格？

余泽民：“追求作品的不可译性”，这句话是艾斯特哈兹在一次翻译论坛上讲的，我写在了一篇文章里。他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翻译，而是强调自己写作时并不会考虑作品的传播，不会迁就读者的阅读舒适区。我作为一位已经上路了的文学翻译，喜欢这种有风格、有难度、哪怕翻译是一种“自虐”的作品，就像孩子玩游戏，喜欢越玩越有难度，而不是越玩越容易。至于我自己写作，尽量保持有自己语言风格的叙述，比如说，我写作时经常用匈语思考，尤其写发生在匈牙利的场景，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导致自己的文字有“翻译感”，甚至“翻译腔”，我觉得挺好，这对我来说是自然形成的，并非造作，这是我的特点。

记者：译介匈牙利文学的同时，您也致力于中国文学在匈牙利的传播，帮助匈牙利汉学家将《道德经》《易经》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到匈牙利。能谈谈这方面的工作吗？自己是否也从中受益良多？

余泽民：帮助汉学家翻译，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学习机会。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并没有读过《道德经》和《易经》。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学的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现在说的国学在当时属于“四旧”和“毒草”。改革开放之后，我读得更多的是古典和外国小说。上世纪90年代，为了帮助汉学家考拉楚恩·伽博尔翻译《道德经》，我让家人从北京寄来了两个白话译本，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翻译《易经》也是一样，若不是为了帮助匈牙利朋友，我可能现在都不会读。而且，考拉楚恩翻译的匈语版《易经》，书里的中文原文是我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录的。如果我没有出国，而是留在国内，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在匈牙利还做过一件事，就是将匈牙利畅销书作家缪勒·彼特先生写的《占卜书》译成了中文，那本书是老先生对《易经》六十四卦自己的解读，很有意思。

记者：谈谈读书吧。童年时期的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您的童年阅读是怎样的？

余泽民：我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读书。我虽然出生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还是有机会读了一些书，比如表姐从三十五中图书馆“顺出来”的苏联小说《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静静的顿河》《夏伯阳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和反特小说《将计就计》等，还读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九三年》和莫泊桑的《俊友》，我记得很清楚，我特别喜欢“俊友”这个词，因为这两个字的组合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思议的，“友”的前面可以加“战”字，后面可以连“谊”字，唯独让我想不到“俊”字，“俊”与“友”连在一起，当时我的脑子是想不出来的，让我觉得很“洋气”。再有就是意大利女作家伏契尼写的《牛虻》，我表姐花了一年将这本书抄在两本“工作日记”里，我则花了一年时间抄了一本《安徒生童话》，由此学会了繁体字，当时我只有小学三年级。记得有一天晚上，表姐照例给我讲了她这一天所抄的内容，当我听到牛虻抛弃了爱他的吉普赛女郎时，竟然用被子蒙住脑袋哭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文字感动，与被抛弃的女孩产生了共情，尽管那只是小说里并不重要的一个情节，我记忆犹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世界名著陆续再版，我记得很清楚，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在北京王府井书店排队买下的第一本书，就是《牛虻》。

记者：集中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谈谈人生经历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余泽民：我集中阅读是从高中开始，那时候喜欢读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和《封神演义》，也会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色情间谍》《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翻译作品。大学我是在北医读的，在读医书的同时，我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最喜欢的书是《大卫·科波菲尔》《忏悔录》《基督山恩仇记》《巴黎圣母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我记得很清楚，劳伦斯的小说出一本我就读一本，最喜欢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恋爱中的女人》《虹》《儿子与情人》，再有就是《第三次浪潮》和弗洛伊德的书，后者让我喜欢上了心理学，先是引导我去了精神病院，后是学了艺术心理。

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书有很多，如果非让我选，那么我会选两本，都是人物传记，一本是莫洛亚写的《拜伦传》，里面有一句话，我把它抄在了扉页上，后来每当我在生活中需要做出抉择时，耳边都会回响起：“惟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惟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另一本书是梵高传《渴望生活》，1991年出国，我随身带去的唯一的一本文学书就是它。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