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之，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生了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成为蒋介石集团由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 在安徽，新桂系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民主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并挑起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接二连三地向新四军皖东、皖中抗日根据地进犯，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挥下，皖东、皖中根据地军民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取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合肥西乡的反“摩擦”斗争

1939年10月，新桂系李品仙主政安徽后，反共活动日益加剧。他首先对省及各地的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开刀，驱赶、清除乃至迫害在动委会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以达到完全控制全省各级动委会的目的，并在安徽各地不断制造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

以国民党合肥县党部书记长路世奎为首的顽固分子，在合肥西乡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1939 年秋，国民党合肥县政府举办了一期保甲训练班。中共肥西党组织根据国共合作的有关精神，派共产党员程希等人，以合肥动委会的名义参与其中，目的是宣传党的全面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而国民党县党部却认为共产党在搞异常活动。

为了“防共、限共”，国民党县党部利用结业典礼之机，强迫全体学员加入国民党。路世奎在结业典礼讲话中张嘴“精诚团结”，却满口反共言论。合肥县动委会指导员田兰田 ( 中共肥西工委书记 ) 按捺不住，在随后的讲话中，对受训的学员慷慨陈词，提出要“团结抗日，就要搞好国共合作，就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不要信仰假三民主义。国民党有的是真抗战，有的是假抗战，如信仰假三民主义的汪精卫就投降了日本人。今天你们已经宣誓加入国民党了，当然要做一个好的国民党员 , 不要做汪精卫那样的国民党。”

话未讲完，路世奎便跳起来叫嚷：“只有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哪里又来什么新三民主义？这是汉奸理论！汪精卫我们已经开除了，现在再讲他是国民党人就是汉奸，田兰田是汉奸，把田兰田驱除出合肥！”并对田兰田围攻动粗，田奋力还击。后在县长唐晓光等人的斡旋下，争斗才暂时平息。

不久，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调省属各工作团去立煌县 ( 临时省会，今金寨 ) 受训，企图借机“清剿”中共党员。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从抗日大局出发，活动在合肥西乡的县动委会及各工作团人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陆续撤离肥西，分别转移到皖中和皖东抗日根据地，在李品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影响下，肥西的政治环境日趋险恶，一向靠近共产党的合肥县县长唐晓光被撤换，并以所谓“共党嫌疑罪”遭到逮捕。共产党员、县妇抗会主任童宜仙被叛徒出卖，遭逮捕后在押送途中从容牺牲。为了直接控制合肥地区，李品仙还将其亲信刘文朝、陶松、隆武功先后安排充任国民党合肥县县长。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下，合肥西乡的抗日民主运动一时转入低潮。

皖南事变后，新桂系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不断进犯皖东、皖中抗日根据地，破坏抗战大计。国民党合肥县政府为配合桂军“清剿”新四军根据地，在合肥西乡强化法西斯统治，加强保甲管理，实行五家连环保，缩小新四军的活动范围；禁止民众售粮给新四军，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派遣大批特务，到处建立情报网，破坏地方抗日力量；在要隘路口设立盘查岗哨，企图阻断新四军和抗日民众的联系。

庐江“摩擦”事件

随着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确立，从 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庐江制造事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县动委会、工作团以及民众抗日团体的活动，禁止发行进步书刊报纸，抢夺动委会的领导权，顽固地执行一党专制和片面抗战路线。抗日团体无端被强行解散，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纷纷遭到逮捕，国民党军队公开挑起武装摩擦，制造了一系列流血惨案。

1939年9月，中共庐江县委书记王心波，从庐城返回东汤池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桂军第一七六师五二八团进驻庐江、桐城地区后，限制民运，登记新四军家属，监视和逮捕爱国青年，暗杀共产党人 ,“仅庐江县城一处的男女青年就有七八人被捕……在城郊活埋了7人。”“青年镇长宛敏树、女保长倪端云、妇抗会干部孙兰珍、《皖中日报》记者徐孝孺等，都被捕并毒刑拷讯。”

由于皖西、皖中形势不断恶化，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准备武装自卫，鄂豫皖边区党委决定由黄岩、桂蓬、孙仲德等全力专做部队工作，不再兼任地方党的领导职务。1940年1月，鄂豫皖边区党委转移至津浦路西后，中原局派何伟来皖中，在东汤池成立皖中军政委员会，领导和协调皖中地区党政军关系，并安排大别山地区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撤到皖中、皖东地区。江北游击纵队和地方党组织肩负起坚持皖中地区抗日斗争，保障皖南新四军军部与江北部队以及大别山党组织的交通联络任务。国民党顽固派借此机会开始在庐江加速进行反共活动。

1940年3月7日，国民党桂系军队以一个团的兵力，分七路进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庐江东汤池留守处，以及第四支队后方医院。新四军一个班留守武装及工作人员10余人，从留守处突围后，又被桂军包围于东汤池附近达20余天。留守处和后方医院牺牲1人、伤4 人，所属物品被掠夺一空。3 月22日，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八团，在无为无理扣押从皖南送往江北的新四军军饷7万元，以及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的夫人、孩子和护送官兵20余人。

张云逸为此打电报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明令释放其妻、子与人员，归还所扣国币、枪支等项，并通令皖、豫、鄂各省地方政府，对于本军官兵家属一视同仁，给予优待，严办残害本军家属之地方公务人员，以安前方浴血将士之心”。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田丰一行3人，赴无为县城与保安八团交涉，亦被扣押。后经叶挺、项英、张云逸多次向蒋介石、李宗仁、李品仙严正抗议和交涉，除张云逸夫人、孩子获释外，其余新四军官兵悉遭国民党军杀害。

磨盘山战斗

1943年7月，日军对巢无中心区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扫荡”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收缩，有计划地从皖中地区撤掉15个据点，其中就包括紧邻巢无中心区西侧的盛家桥、黄姑闸两处据点。不久，桂军龙炎武部从新四军手里抢占了这两个据点。这样，新四军同桂军就形成了直接对峙的局面。国民党顽固派占据了盛家桥、黄姑闸后 , 取得了进攻皖中根据地的前进基地 , 不久就引发了磨盘山战斗。

磨盘山西面10公里处为盛家桥据点，东面 20 公里的山水涧、团山是新四军七师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所在地。桂军占据盛家桥据点后，一步步向磨盘山推进，企图打开根据地中心区的西大门，实现蓄谋已久的摧毁第七师首脑机关和根据地的目的。

1943年10月，国民党桂军第一七二师第五一五团及第八游击纵队进占庐江县北部地区，以龙炎武为皖中“剿匪”司令，率部进犯皖中根据地。11月2日，桂军第一七六师第五二八团突然从笑泉口侵入巢无中心区严家桥等地烧杀抢掠，根据地军民奋起自卫，激战两日，桂军被击退。

11月20日，桂军再次调集兵力，从盛家桥出发，分三路由槐林咀、笑泉口、魏家坝一线发起进攻，企图摧毁巢无中心区后，以第八游击纵队长期占领巢南山区，夺取皖中富源地区，截断新四军第二、第七师的联系通道。上午 10 时，左路桂军第二支队郑其昌部进抵磨盘山脚下，在炮火掩护下，强攻磨盘山两侧的丁家山、黄泥山。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白湖团第二营在营长桂俊亭的指挥下英勇还击，在迟滞敌军后，撤至磨盘山主阵地，依托有利地形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桂军的18 次冲锋。

下午4时，桂军增加兵力，相继攻占部分侧翼阵地，危及主阵地。危急关头，隐蔽在银屏山区的“巢大”( 第十六团 ) 赶到磨盘山增援，一举收复失地，并趁势发起夜间攻击，击毙桂军160余人，生俘支队长郑其昌及以下官兵4000 余人，缴获八二炮 1 门、轻机枪 4 挺、步枪 400 余支。

桂军左路基本被歼灭。23日上午，桂军右翼第五一五团向七师独立团阵地发起进攻。在“巢大”一部的配合下，独立团坚守阵地，毙伤敌军数百人。桂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不得不全线撤退，至此，新四军取得了巢南自卫反击战的完全胜利。

磨盘山战斗，桂军损兵折将，反共气焰有所收敛，暂时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新四军七师及皖中根据地赢得了大半年的安宁和发展机会。 据《安徽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