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安徽作家季宇长篇新作《不朽——刘铭传在台湾》重点推出，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晚清爱国将领刘铭传在民族危难时刻渡海保台，开创台湾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季宇，文学创作一级，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群山呼啸》《新安家族》《王朝的余晖》《共和，1911》等。市场星报、安徽画报记者近日对季宇进行了访谈。

记者：近日，您的长篇新作《不朽——刘铭传在台湾》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据悉 , 您为这本书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光是笔记就做了几十万字，能谈谈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吗？

季宇：2020年，安徽电视台拍摄四集大型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邀请我担任总撰稿（该片总策划禹成明、总导演王振涛）。片子播出后，央视和安徽卫视等平台黄金时段多次播出，短短几个月，五大主流网站付费点击量突破八千万人次，反响不错。但纪录片由于受体裁、时长等限制，很多东西无法表现，这让我意犹未尽，开始萌生了写本书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姚巍社长、责编张妍妍的支持。为写这本书，我查找了大量的史料，也走访了不少专家。笔记做了几十万字。刘铭传在台湾七年，发生的大小事件千头万绪。如何把他的故事讲好，有不少难度。我前后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完成。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还记得第一部（第一篇）作品发表的情景吗？

季宇：我尝试写小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文学大潮正兴。合肥市文联有一位老作家叫王春江，他对文学青年满腔热情。我常把作品拿给他看，每次他都热情鼓励。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送行》，他看后大加赞赏，便转给了《文艺作品》（合肥市文联主办，后改为《希望》，一度发行量很大），没想到竟然发表了。我记得那是1979年。该刊的编辑林效成先生事先也没通知我，后来《安徽日报》刊出了目录，有朋友问我这个季宇是不是你啊？我大为惊喜。为了尽快看到刊物，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去合肥市四牌楼邮局报刊门市部跑一趟，问刊物出来了没有。后来终于出来了，我一下买了十本。当时稿费是多少，我不记得了。我拿出一部分，请几位朋友吃了一顿，以示庆贺。现在看来，这篇作品并不算多好，但对我的鼓励作用非同小可。

记者：您自幼在合肥长大，后来又下过乡，再后来去省文联工作。安徽这个成长地对您一定有很大影响，您也写了很多关于徽文化、淮军的作品，能否谈谈这些成长经历，以及对个人写作的影响？

季宇：安徽是一个文化大省，这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古老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安徽长大，安徽的历史和文化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创作上。多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这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些年，我写了以徽商为题材的《新安家族》《徽商》《当铺》等、以红色大别山为题材的《群山呼啸》等、以皖南新四军为题材的《最后的电波》《新马河迷案》等、以淮军为题材的《王朝的余晖》《不朽》等等。有的被改编成影视，搬上舞台，有的被译介至国外。这些作品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并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星光奖、金鹰奖、安徽社科文艺奖、人民文学奖等。这些都是安徽这块沃土给予我的馈赠。我会继续深耕下去，并希望取得更多的收获。

记者：您在以往的访谈中曾透露过您的父母是新四军通信兵，能不能说一说他们的故事？小说家都是擅长讲故事的人，这些故事对您有着怎样的滋养？

季宇：我父母在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从事电台工作。小时候偶然也听他们谈及部队生活。我上小学时，有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来，我父亲对我说，李白（即电影中李侠的原型）的电台失联后，延安曾指示新四军军部电台就近联络他的呼号（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离上海较近）。我父亲当时是军部电台参谋，由于事情重要，他亲自上机，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始终未联络上。解放后，我父亲到杭州去疗养，恰好李白的夫人也在那里疗养，讲起这事才知道，延安当年要他们联络的电台就是李白的电台，当时他已经被捕了。电台的工作很辛苦，部队行军作战，到了驻地别人可以休息了，他们不行，还要架设电台，有时连夜工作。有一次我父亲工作太累，一下子睡着了。醒来一看，部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山下都是敌人。他连忙躲进山林，后来部队派人来找他才把他找回去。

有一次，我去临沂。我母亲对我说，大军南下时，她们曾在临沂驻扎过。华野（由新四军改编而成）军部电台就在一个天主教堂的后边，不知现在是否还在了。我到临沂便打听这个教堂，发现还在。当年军部驻扎的房子也成了纪念馆，陈列了一些照片和实物。我把这些都拍成照片带回来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很亲切。她对我说，军部首长对电台很重视，经常会来电台，遇到重要情况，栗裕有时就会站在电台门口等电报。

我父母离世后，我一直想为他们写点东西。于是，便有了《最后的电波》。这是一部反映新四军通信兵生活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纷纷选载，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国家话剧院将其改编为话剧《铁流东进》；安庆黄梅戏团也将其改编为黄梅戏《太阳山上》。现在电影改编也在进行中。

记者：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像《徽商》《新安家族》《群山呼啸》《王朝的余晖》等等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想了解一下对于写作您有没有“野心”？比如说会想着“我还要写一部怎样怎样的作品”？或者说您的“文学理想”？

季宇：“野心”还真没有，起码我没意识到。我写作就是感到想写，有倾吐的欲望。至于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并不在意。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吧。也没想着为什么而写，或者要得到什么。一切遂心。只要自己感兴趣的就写，不感兴趣的也不勉强自己。如今退休了，写作更没有什么功利色彩了。不过，在写每一部作品时，我都会尽心尽力把它写好。

记者：您个人偏爱虚构还是非虚构类的历史题材写作？

季宇：虚构与非虚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虚与实上。虚构作品可以天马行空，通过想象来完成，但对非虚构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基本要求。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的历史小说大多是虚构人物，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如《群山呼啸》《新安家族》《徽商》等，而《共和，1911》《王朝的余晖》《不朽》等则是非虚构的写法。这两种写法都是我喜欢的，使用哪种写法完全根据题材需要，并没有什么偏爱。

记者：您写了很多红色题材的作品，《群山呼啸》《最后的电波》等等，您介不介意被称为一位红色作家？

季宇：近些年，我写了一些红色题材的作品，但要说红色作家似乎还不够格。因为我写的还不够多、不够好。作家被打上这样那样的标签，都是外界的看法，与自己关系不大。

记者：您一直是非常高产的作家，2021年《群山呼啸》，2022年《盲马》，2023年《王朝的余晖》，今年《不朽》，是什么让您保持这种非常旺盛的创作经历？您平时有哪些写作习惯？

季宇：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写作主要是喜爱。写作让我很愉快。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继续写下去。至于写作习惯，每天看，每天写，这已成为我的日常。

记者：随着DeepSeek大热，纸质图书是否真的在将来某天会消亡、写作是否真的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等这样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您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写作和真人化写作的真正不同之处在哪？

季宇：我想纸质图书不会灭亡，但写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我还真不敢说。至少有一点吧，到了某天，大部分写作可能都会被智能所取代，但真正顶尖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作家可能还会存在，但也会不断被取代，除非有新的创新。人工智能不能创造，但可以把创造据为己有，人力远不能及。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就像前几年围棋的人机大战，除了极少数天才棋手偶尔会赢，大部分棋手都不是机器的对手。至于人工智能写作，我还不会用，也没用过，因此它与人写之间有什么区别，我还没有发言权。 据《安徽画报》 记者 孙婷 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