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史研究的脉络里，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始终是一段兼具复杂性与研究价值的领域。它上承晚清传媒的启蒙传统，下启现代新闻业的转型探索，其间政派起落、思潮涌动、媒介迭代，共同织就了一幅多面的历史图景。王天根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新闻史专题研究（1912-1949）》，并未沿用传统新闻史书写的固有框架，而是以 “民意” 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以 “互动” 为解析历史的关键视角，在学术严谨性与文本可读性之间找到了平衡，为理解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传统新闻史书写常面临两种局限：或是聚焦媒介自身的业务发展与人物生平，易陷入史料堆砌的细碎；或是依附革命史的线性叙事，将传媒简化为政治斗争的辅助工具。《中国近代新闻史专题研究（1912-1949）》的显著创新，在于跳出这种二元模式，以 “从型塑民智到反哺民意” 的纵向主线，重新梳理了近代新闻史的叙事逻辑。这条主线的背后，是具体而微的历史实践。清末民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提出 “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严复则通过译介西学启迪民智，此时的传媒更像 “新民” 的培育载体，重心落在民德、民智、民力的改造上；辛亥革命后，于右任创办的 “竖三民” 报刊以迂回的叙事揭露时弊，《民报》与《新民丛报》围绕三民主义展开论争，传媒逐渐从 “塑造民意” 转向 “表达民意”，成为政治博弈与舆论交锋的平台；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后践行群众路线，共产党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的理念逐步落地，传媒不再仅是舆论动员的工具，更成为民意反哺政治决策的重要渠道。

以民意流变为主线的书写，让近代新闻史纷繁的线索有了可依循的脉络。我们能清晰看到，传媒与民意的关系并非单向的传递，而是双向的互动——政派借传媒启蒙民众，民众借传媒表达诉求，最终形成 “传媒与民意共生、民意与历史共振” 的互动循环。这种叙事既避开了 “媒介中心论” 的片面，也摆脱了 “政治决定论” 的束缚，更贴近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如果说 “民意” 是本书的叙事骨架，那么 “互动” 便是其填充历史细节的方法论核心。王天根教授将传媒置于政治、社会、地理等多重维度的互动网络中，跳出了 “就报论报” 的传统视野，呈现出更为宏观的研究格局。

在政治与传媒的互动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党报体系的演变——从维新派的《新民丛报》到革命派的《民报》，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到共产党的《解放日报》，更能感知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的相互渗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报刊的政论往往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政治格局的变动，又为传媒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向，形成 “政治借传媒传声，传媒随政治演进” 的动态关系。在社会与传媒的互动中，本书聚焦 “国家-社会” 重建这一核心命题。民国时期的传媒既承担着启蒙民众、重塑社会伦理的责任，又在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社会化、市场化的特征。上海小报的市民化表达、广播媒介对识字率限制的突破，都是传媒与社会结构深度适配的体现；而传媒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又反过来推动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

本书还关注到地理空间与传媒发展的互动。从民初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媒介生态，到上海作为商业中心的传媒集聚，再到抗战时期传媒中心向西南、西北的迁移，地理空间的变化不仅影响着传媒的生存环境，更塑造了其话语风格与传播策略。历史研究的深度，往往与史料运用的广度、精度相关。《中国近代新闻史专题研究（1912-1949）》在史料运用上的特点，不仅在于搜集的丰富性，更在于解读的创新性—— 通过 “公共文本与私人叙事的互证”，让过往被搁置的史料显现出更丰富的历史意涵。

本书既充分利用报刊社论、政府法规、学术著作等公共史料，勾勒近代新闻业的宏观轮廓；又深入挖掘报人日记、私人书信、档案札记等一手资料，捕捉历史的微观细节。例如严复与章士钊关于社会契约论的报刊论战，若仅依靠公共文本，只能把握二者的学术分歧；而结合二人的书信与思想札记，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分歧背后的时代考量与学术立场。这种 “公私互证” 的方式，既规避了公共史料的官方化倾向，又弥补了私人叙事的碎片化局限，让历史的面貌呈现得更为立体。王天根教授对珍稀史料的发掘也值得关注：除了梳理国内档案馆、图书馆的常规史料，还远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上海徐家汇楼等机构，整理出此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外文资料与珍稀报刊。这些史料为解析近代新闻业的国际关联与本土特色提供了新的依据，也让书中的论述更具说服力。这本书以民意为脉、以互动为纲，既重新梳理了近代新闻史的叙事线索，也探索了研究范式的创新，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新闻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对于新闻史研究者而言，它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本，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则是一次贴近历史、感受时代脉搏的阅读体验。

（刘俣孜，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