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帆：上小学前就开始读书。我父母都是工人，家里没什么书，有两本《十万个为什么》（全套是21本），一本《农村实用手册》，还有一本《中国菜谱》北京分册，都看过好多遍。中学时去母亲工厂的图书馆借书，觉得有意思的就借来看，无序随机，也没人指导。相比之下还是以读文学书最多，比如唐诗宋词、《三国》、《水浒》等等。小时候想当作家，高考时本来应该报中文系。可那年北大中文系在我们老家不招生，就报了历史系。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以历史为一生事业的这种志向？

张帆：大学一年级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高中的学习状态。从二年级开始，老师让大家写课程作业，查阅史料，寻找问题，提出看法。这时候的读书开始重点关注学者研究成果，看他们怎么对历史进行深度挖掘。比如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泰斗”的陈寅恪先生，只是一开始他的著作还不太能看懂。还有北大历史系的田余庆先生，他的文章也很深，但读起来稍微容易一些，能体会到钻研历史问题的魅力。通过阅读学者论著，慢慢地感受到历史研究的价值和乐趣。

记者：在北大，有哪些老师在阅读方面对您影响比较大？

张帆：就阅读而言，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班主任李孝聪老师。大学入学后我请教李老师应该看什么书，他说如果将来想搞历史，就看《资治通鉴》，因为早晚得看。于是我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大部分能看懂，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这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和看教科书非常不同的感觉，有很多生动的叙述描写，从中真切地体会到历史的复杂和趣味。现在我也和学生们说，学习中国古代史，应该首先读《资治通鉴》。

记者：您的阅读有什么特点，史书是不是在阅读中占有很大比例？有什么阅读习惯？

张帆：读书是我们的日常工作。研究历史的某一个时期，首先要阅读相关的史书、史料。读这些史书、史料主要是为了研究和教学，不是为了享受读书乐趣。因此有些书或书中有些部分要看多遍，就某些问题再顺藤摸瓜地去查阅其他书。这样的读书需要做笔记，抄录书中篇目和关键词，以备复查。享受乐趣的读书则基本是泛读，不一定做笔记，往往只是拿笔勾画圈点。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的藏书很多，怎么保存呢？

张帆：粗略估计大概有三万册书，大部分放在家里，小部分放在办公室。家里客厅和除卧室以外的居室都沿墙做了书架，其中大部分是双排的，就是能放两排书。我买书过多，大半是买旧书。青少年时代物质上没挨过饿（尽管吃得不好），但精神上挨过饿，养成一种对书的“饥渴”。后来有条件了，就要把许多过去翻看过、包括看不懂只翻过几页以及听说过想看但没看到的书都买回来，其实很多也没什么用，就是买来放着。还有一种情况是像集邮一样，成套的书如果买过其中一本，后来很可能就要努力把全套买齐，不管有用没用。

记者：在这些书里，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哪一本？有什么有关藏书的趣事可以分享吗？

张帆：比较起来，最有纪念意义的应该是光绪年间江苏书局刊本《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这是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元史的两种著作，线装各一册，合为一函。本来并非罕见的珍本，但是第一，我没什么线装书，这就是我藏书中出版年代最早的了。第二，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许大龄先生30多年前送给我的，此前又是许先生一位姻亲在1954年专门赠送他的。

趣事方面，1990年中国书店影印出版过一部明代法律史料《刑台法律》，只印500册，在市场上很少见到。2013年我浏览孔夫子旧书网目录，偶然看到有一部待售的《邢台法律》，定价200元。结合出版社、出版年代等信息来看，断定就是孔网价格远不止200元的《刑台法律》，点开照片一看的确如此，马上下单购买。如果卖书者没有把书名打错，早就被别人抢走了。这件事以前在北大接受采访时讲过，其实更早还有类似事例。2005年在孔网看到一套《北国地理志》上下册，作者王仲荣，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尽管没有书的照片，但心想哪有什么王仲荣《北国地理志》，一定是当时不太好买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买来不出所料。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书？

张帆：我的枕边书会不断变化，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没有。喜欢的书可能还是《资治通鉴》以及《史记》，都通读过两遍。过去喜欢文学，经常读古代文学家的诗文，也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现在读得少了。我是搞元史的，读得最多的书其实是“二十四史”里面的《元史》，至少是用得最多、翻阅最多，把书都看破了，书皮掉下来，又用胶带粘上。不过谈不上喜欢。

记者：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您有什么建议？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历史研究？

张帆：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多看一些古代的史书，主要是那些史学名著，初学者可以参考注释和翻译，总比现代人写的著作更靠近历史。

做好历史研究，首先记忆力很重要，当然不会完全过目不忘，可同样的内容记住多一点、印象深一点，总是一种优势。二是理解力或者说领悟力，很多一眼就看懂的内容，放到历史背景下思考，往往就有一开始没发现的意义。三是细心，看材料不能大而化之，经常需要逐字细读，对照其他相关材料深入琢磨。四是思维活跃，有联系乃至想象的能力。

记者：您的著作《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很有影响，谈谈您的治学方法和理念？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出版快30年了。这个题目前人没有做过，算是开拓性研究。当时我们系教过我中国通史课程的祝总斌先生出版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研究的是汉朝到南北朝大概七八百年历史里的宰相制度。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元朝也可以做这样一个题目。我们那个年代，选题的空白点还很多，不像现在选题这么困难。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搜集、抄录材料，从各种文献中抄出与论文主题有关的材料，大概十几二十万字。每条材料都编了号码，翻来覆去地看，考虑它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放在论文当中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有的材料性质比较单一，有的材料可以从多角度理解，说明不同的问题。总之，整体想明白了我才开始写。虽然动笔比其他同学落后，但我参照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方法，先列出提纲排比好资料，再进行写作，进度就比较快了。平均一天写三千字，五十多天写完。

记者：您编写的教材《中国古代简史》重印率很高。

张帆：我博士毕业后多年开设全校公共选修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中国古代简史》是在这门课讲授过程中逐渐写出来的。针对非历史专业的读者群体写教材，太复杂的问题要稍微简化，还应该吸收学术界新的成果，也要注意一定的趣味性。这些成为我写教材的原则。比如对于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分期理论，包括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点在哪里，甚至奴隶社会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概念是否适用，在学术界争论都很大。还有，过去历史教材里有大量篇幅讲农民起义，在我这儿只简单交代，不展开细节。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没有必要每个朝代都展开讲，因此也只作了跨朝代的描述。

记者：您做历史研究很注重当下性？

张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本质基本是一样的，这种王朝循环的特征提示我们历史往往会重演。很多问题表面上变了，但是深层的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所以学习历史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很有帮助。

记者：如果去荒岛只能带三本书，您会选择哪三本？

张帆：这太难选了。我希望不把三本理解为三册，而是理解为三部。这样的话《资治通鉴》虽然有20册，但只能算是一部书，因为书店不会拆开卖单册。第一部就带《资治通鉴》。第二部带杜甫的诗集，有多种注本可选，都不止一册。要选作品按年代排列的，不选按诗体排列的，多半会选杨伦《杜诗镜诠》上下册。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喜欢杜甫，年纪大了看法改变，觉得杜诗的博大精深无人可及。第三部只有一册，就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当然我也有分两册的版本）。这部书我没有细读过，一直想找时间细读一下。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