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书《天下风情》收入不少谈读书的篇目，包括很多经典作品的解析。您读书读得如此认真细致令人敬佩。能谈谈读书方法吗？

凸凹：坦率地说，我的读书，经历了一个从“无方法”到“有方法”的过程。

我出生在京西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所幸的是，父亲当着村里的支书，得以享受到上边赠阅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后来父亲带回两本《房山文艺》，一切就不同了。书册里的风光开了我的蒙昧，文学的世界，不仅情感浓郁，还放飞想象，一如插上翅膀。后来去拜访那个编刊物的人，他叫赵日升，是个知名诗人，有诗歌《拒马河，靠上坡》收在小学课本里。他戴着一顶米黄的鸭舌帽，面目黧黑。他对我说，既然爱好文学，就多读，而且是拼命地读。上专业学校之后，就从助学金中挤出银两，订阅了《青春》《萌芽》《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还有《星星》和《诗刊》。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一套《鲁迅全集》。

后来又大量地买进世界名著，贪婪地阅读。到了世纪初，觉得散漫的阅读，得到的收获也是“凌乱”的，便开始讲究“方法”了，启动了一个“名著重读”的系统工程，要遍读天下名著。为什么要研读“名著”？因为我认为，名著是时间深处的精神土壤，它记述的是人类的典型形状、典型情感，是人性不断提升的基础和平台，是人性从兽性中脱颖而出的见证和坐标。所以，阅读的过程，为的是寻找来路，理性地找到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命脉，不蹈“覆辙”，不费虚工，节省精神追求的人生成本，更好地进行新的思想建构。这个系统阅读的方法，使我获益颇巨，使我的写作有了“学问”的支撑，与其他乡土文学写作者区别开来。

记者：在《闲书里的“不闲”》一篇中，您谈到自己读书一般是循着周氏二兄弟的书目索引，按他们所列的书单或文章中提到的典籍去选取自己的读物——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为什么选择周氏二兄弟？

凸凹：在现代文学中，周氏二兄弟成就最大、影响最大，学问也最大。当然会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同时，还有一个最切实的原因，因为在我的性格中，既有阳刚、峻急的一面（暗合着鲁迅），又有阴柔、冲淡的一面（暗合着知堂）。这也是为什么我给自己起“凸凹”为笔名的一个直接诱因。那么，取周氏二兄弟为阅读的“索引”，就正可以分别满足我的“两面”的需求，让阳刚和阴柔都得到滋润和发育。这个习惯的形成，也大概是起于世纪初。那时候，我已经出版了几部散文随笔集，读到的许多人，包括几个著名的业内人士，都说我的文字，一会儿有鲁迅的韵味，一会儿又有知堂的余影，颇有意思。这或许是贬义，但我却当褒义看，猝生出一种自觉的意识：也甭“一会儿”又“一会儿”了，索性“一贯”下去，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到终途。

记者：《与爱默生的共鸣》中您分享了自己读传记作品的体会，即把“我”摆进去，“我”与传主对话，传主与“我”验证，阅读就有了传主之外的衍生和启发。由此又谈到有“我”之写作与无“我”之写作的区别——您的文章引经据典、文思飞扬，堪称美文。能否分享一下阅读习惯？同样是阅读，为什么您的收获这么大？

凸凹：我的阅读习惯，除了经典名著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之外，对其他著作，我普遍采取“平视”、甚至是“俯视”的态度，既敬畏书，又不做书的奴隶。对一般的书，特别是新书，我往往是泛读或浏览一下而已。一旦发现是“货真价实”的品类，才回过头去，做潜心的阅读。其目的，是不耽误功夫，能够向更多的书籍寓目。正像我在《与爱默生的共鸣》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拿到的书，一旦能把“我”摆进去，能够给“我”一个生命的“验证”，那么，他在我眼里，便与经典类同。

记者：《石板宅日思录三录》是您于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的日记集，内容涵盖创作、阅读、友人交往、生活琐事等，尤其是读书笔记，对沈从文、止庵、车前子等人的评论有着独特的思考。您几乎每天都在读书？读书必有记录？

凸凹：在我这里，阅读的快感大于写作的快感，所以一到了晚上，就不写作了，而是把时间让位于阅读。晚八时之后，仰卧在榻上，悉心地读书。在枕畔预备着本和笔，一遇到精彩的段落，或会意的抒发，就赶紧趴在床上，或眉批，或抄录在本上。因而我的阅读过程，基本上是在“仰”与“卧”（趴）之间。到了晚近，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往往看了前边忘后边，就更离不开笔和本（纸）。纸上的记录，正是我创作的素材，整理、摘引、衍发写就了一篇读书随笔。在这其中，还有一层世俗的原因：书价是贵的，每读一本书，就写成一篇读书随笔，所得稿费，远远大于购书之资，补偿之外，尚有余额，可用于购买新书。哈哈，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便快乐在快乐之上。

记者：对您来说，阅读和写作已融入了生命。每天读那么多书，怎么收藏一定是个麻烦事。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凸凹：大量购买、大量阅读之后，必然会积累了大量的藏书。因为买书的时候，是出于“喜欢”，所以我的藏书，没有“多余”的部分，便没有“淘汰”的动作。因此，书架上的书，都是“重要”成员，均不可任意割舍。但在安置（处理）它们时，我有内在的秩序，乐意重读的书，我放在书架的中心位置或显著位置，便于随时抽取；重读兴趣不强烈的书，我放在书架的下层，以备不时之需。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凸凹：当然有。我床头码着二百多本书，都是我随手翻阅的，系我“恒定的”枕边书。对我来说，阅读的快感有私密性质，绝不能与人分享。可公布的，有三部——一是英伦作家安德鲁·米勒的长篇小说《无极之痛》。这部小说，从文本上看，文字粗糙，叙事笨拙。但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生活特征，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活本质，读后，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便深以为上，在枕畔耽读不已。二是日本学者竹内实的《回忆与思考》。它的妙处，是给阅读者一个认识历史的别样的角度：历史的真相，在于有我和无我之间——太无我，则缪；太有我则乖。三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这部书我先后读了十三遍，都是在我迷惑之时，以邀清廓。之所以要反复读，是它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人的迷失，不在于本质的迷失，而是观念的迷失。所以，人必须活在自信之中。

记者：在您读过的作品中，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吗？

凸凹：在阅读过程中，随时都可以发现被严重低估和忽视的作品。譬如孙犁的《风云初记》。对这部作品，评论家对它的评价不高，认为它结构松散、叙事拖沓，甚至认为他不会写长篇小说。但是，只要你能耐下心去阅读，并肯于下重读的功夫，就会发现，它是与时代同振、与生活同脉的大作，处处体现着白描的功夫——松散而自成节奏，散漫而逼近生活。譬如霍桑的《古宅青苔》。这是他的随笔作品，对湖滨风景有着极细腻的描写，对自然与历史与人性有着极深刻的剖析。但由于“沉闷”，一般人读不下去；也因为他的《红字》太过知名，有自我遮蔽的因素。但是，你一旦沉潜地读下去，你会发现，它是殊胜的自然文学经典，比肩于爱默生的《论自然》和梭罗的《瓦尔登湖》。而且，国人的生态文学作品与之相比，就显得浅薄、俗陋了。

记者：您曾出版了多少部读书随笔？

凸凹：四十多年的痴读之旅，且边读边记，“随手”就写了二十多部书话散文（读书随笔），被人誉为是“新书话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其中《西典新读》一书，还获得了北京评论家协会颁发的优秀论著奖。这让我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因为它验证了我的“名著重读”工程是一个堪可称谓的精神之举。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