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不由得想起我爷爷——朱蕴山在抗战中筹备成立“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点点滴滴工作，以及对抗战的作用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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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朱蕴山坚决主张抗日，并参与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任组织部部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抗击外敌的号角，中国人民全面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迅速燃烧起来。

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1933年福建政变和1934年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等活动中，朱蕴山不顾夫人病亡的悲伤、胃严重出血的痛苦，四处奔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至1937年4月期间，朱蕴山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决定南汉宸、彭雪枫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之后朱蕴山按照中共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又三次专程前往太原秘密会谈，向阎锡山分析全国和华北形势，明确指出阎锡山应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过说服、争取，阎锡山的态度已有转变，愿意与中共合作抗日。朱蕴山四赴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对促成阎锡山最终实行联共抗日政策是有目共睹的，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做统战秘密工作的朱蕴山，当时因胃病做了手术，国难当头，出院后到南京，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董必武、叶剑英会面，共同商谈团结抗日问题。朱蕴山接受董必武、叶剑英要他回安徽家乡，组织发动地方抗日工作的建议。为此，写了以下诗句：“五十还家不算迟，雪深如海过年时。梅花犹抱当年约，忽向山窗红几支。”

在民族存亡关头，朱蕴山超越党派分歧，为促成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奔走呼号。受中共的指示和委派，向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建议：“值此国难日深，欲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必须恢复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发动群众，组织总动员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实行全面抗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朱蕴山说服，李宗仁同意以组建总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实行全面抗战。朱蕴山决定迅速返回安徽六安，随即邀请著名进步人士沈子修、光明甫、常恒芳、章乃器等人，共同筹建，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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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父亲朱明说，在随爷爷于北京育华中学读书时，向往延安，于是爷爷在1937年5月初，专门写信给毛、周、董等人，介绍父亲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送子参军临行前合影留念。朱蕴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支持。父亲从此步入革命征途。毕业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回安徽参加当地抗战工作，父亲当即于1938年初返回六安家乡，参加了爷爷筹备组建“省动委会”的许多实际工作。当时我父亲还秘密带回了许多延安抗大主办的《解放》周刊等进步刊物，现存于皖西博物馆。

1938年2月，“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安徽六安正式宣布成立。第五战区省动委会名义上虽然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但在抗战初期实际成了一个以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等为骨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章乃器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朱蕴山任总务部长、副部长童汉章，主任干事张劲夫、许晴等，组织部长沈子修、副部长周新民、宣传部光明甫、副部长狄超白和翟宗文，后勤部长常藩侯、副部长朱子帆、情报部长丘国珍。不久，章乃器调任财政厅厅长，朱蕴山在得到了李宗仁支持团结抗战的承诺后，省动委会由朱蕴山主持工作。朱蕴山为此做了大量的联络、协调工作。利用合法地位和自己的影响，省动委会中的革命进步力量也获取掩护，巧妙地支持进步力量的抗日活动,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团体云集，呈现出国民党统治区少见的抗日救亡热烈气氛。在省动委会工作期间，朱蕴山首先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安排了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省各级动委会，这些共产党员当时在动委会中起着重要作用，朱蕴山在省动委会的工作尤为突出。他深入基层，发动民众，组织抗日力量，为皖南新四军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此期间，他多方支援坚持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在国统区掩护了大批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创造了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

原国务委员张劲夫说：“在动委会期间，朱蕴山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了支持新四军抗战，无论大事小事，朱蕴山都亲自去做。有一次曾有人向朱蕴山反映说，合肥地区有一批散兵，武器齐全，愿意接受省动委会的领导，要求朱蕴山派人去六安独山镇联系。及时与新四军同志商定，拟将这批人、枪接收下来，臂章及经费由省动委会发给，收编后再带到六安山王河交给汪道涵（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长，曾任上海市市长）训练。这个任务由谭光廷布置罗平等去联系办理的。同时，朱蕴山对新四军的给养，也是积极支持的。如新四军部队在山区缺乏食盐等物资，彭康同志曾请朱蕴山通过我父亲朱明（当时是省动委会的成员）帮助解决，朱蕴山欣然应允。当即由我父亲陪同去省政府请时任代主席朱佛定批发食盐100包，朱佛定不敢做主，要朱蕴山在文件上签字后才予批发的。朱蕴山当即签下自己名字。批文拿到后，即由地下党动员山区民工，星夜启运给新四军。此前，朱蕴山听到新四军四支队扩展，粮食紧张。于是告诉其儿子朱明，并写信给六安第三区区长胡苏明，发动六安的东南乡筹募500担大米，慰问新四军四支队的所属部队，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动委会、工作团的配合下，掀起了广大群众捐赠钱物、慰劳抗日战士的热潮，其力量也得到很快的发展。

不仅如此，省动委会团结了成批的华北流亡学生和东南爱国青年，将他们秘密分批送到新四军所在地，为新四军队伍输送补充了大批干部，其中有很多人都成了新四军队伍中的指挥员，后为开国将领；省动委会由于中共的正确领导，朱蕴山和各级动委会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省新四军各部队发展很快，四支队由组建出征时的3100人，到1939年6月已发展到1万多人。到1940年春，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江北主力游击纵队已达15000多人，还有抗日游击队5000多人受中共及新四军指挥，淮北的新四军游击队1939年1月为1000多人，后发展到1万多人，并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驰骋在大江南北抗日战场上，英勇顽强打击日寇，威震皖西、皖中。据不完全统计，仅四支队先后进行了28次战斗，毙伤敌人940余人，俘虏日寇8名，大大提高了广大军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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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朱蕴山依靠地下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安徽省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先后组织了省动委会直属团、委托团和县属工作团，派往各县开展工作，并在40个县设立了县动委会、抗敌协会等。在36个县建立了青抗会、农抗会、工抗会、商抗会、妇抗会和文抗会等组织约100多个，达1700余人，分别派往各县开展抗日动员活动。运用出墙报、办画刊、演戏、教唱抗日歌曲，募捐等形式，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抗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西大别山区出现同仇敌忾的抗战局面,为全面支持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正是由于中共的正确领导，国共合作,实行总动员，全面武装动员。特别是新四军各支队和共产党游击队在敌后战场打击日寇，赢得的辉煌战绩，增强了人民抗战信心。动委会宣传组织及劝募主要是便利于新四军，以至于民众一般认为动委会是新四军机关，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即新四军之干部。

据我父亲回忆说，在动委会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爱国进步人士。因此，进步力量在动委会中占绝对优势，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上层发展到基层，由皖西发展到全省广大地区。由于当时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即通过动委会这个特殊形式，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全力进行组织、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动员。当时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如张劲夫、狄超白、李任之、杨效椿、罗平、周新民、孙以瑾、李维知、汪大漠、朱子帆、余亚农、翟宗文等等参加活动，广泛深入地思想动员，号召青年参军参战。在省动委会的促进下，省政府组建起安徽抗日自卫军，中共组建和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都编入序列。由于安徽省动委会工作发展很快，直接影响到河南、湖北两省，动员工作也有起色。安徽省动委会曾向河南、湖北派出干部助推工作开展。

由于党组织通过动委会实行全民总动员，皖西地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全民抗战局面。1938年初夏，在日军入侵皖西之前，省动委会提出反对逃跑、坚守皖西的口号，立足皖西坚持抗战。省政府于6月由六安迁到了大别山腹地立煌（今金寨县），中共安徽省工委也随之西迁。当日军取道六安、霍山，进攻鄂豫，包围武汉之时，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左翼兵团正面阻击，新四军第四支队深入敌后袭击，安徽抗日自卫军分路出击，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使入侵之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保护人民财产安全，迟滞日军进攻武汉的行动起到了抗战积极有效的作用。

同时，朱蕴山还十分注意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省动委会经常召集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和驻军高级军官及各界知名人士座谈，讨论抗日形势，这种做法有利于团结广大的进步力量，安徽省的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举起抗日旗，誓扫倭虏穴。”省动委会作为抗战初期安徽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朱蕴山主要是依靠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有效地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劲夫在“忆念朱蕴山先生”文章中特别指出，“我当时是省动委会内的地下党负责人，对蕴老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亲历其境的见证人。我认为，应在中国抗战史上对蕴老这一历史功勋作出应有的评价，并实事求是地载入历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