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消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

《南风窗》曾在2022年世界读书日来临前，与他对话。作为一名中国历史文化滋养出来的深厚学人，虽然身在海外，但他从无一刻放下过家国关怀：“中国事是我的事！”历经沧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颜，他曾寄语中国青年：“我劝你们振作！”

当时已92岁高龄的许倬云，丝毫没有松懈下来的意思。他于今年4月完成了《万古江河》的续编；两年前，在疫情背景下，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同大陆学人进行了十次谈话，最近集结为新书出版。

家与国

变动，是许倬云一生的主题。他的童年时期，恰逢日本入侵，国家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战火、饥饿、恐惧等切身经验，深入骨血。

他回忆战乱之中的离乱岁月：逃亡途中，看见日本人扫射难民；有些人逃难路上，体力衰竭就倒毙途中，旁人走过都没余力埋葬；伤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没有药，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

“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快乐不起来。”许太太说，八十岁以后，他时常回顾逃亡的经历，一讲就忍不住哭。

在他那一代人之前，一个中国人，或许知道宗族、知道村子、知道朝廷，但哪晓得国家是什么、民族是什么。只是当某一天，飞机、大炮突然呼啸而来，敌人以国家的面目迫近，危及生存，自己的国家才变得具象，感情也自然依附上去。

后来他到了台湾，同样眼见国民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的台湾社会也刚经历过苦难，一片残破。在一穷二白三不济的情形下，克服困难，慢慢整顿到可以过日子，再到可以做一些建设，乃至收获一点百姓的满意。

因这种困苦经历生发出的感情，他对后来大陆所走过的路表达了理解，在采访中说：“我知道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对于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活的，后人生在太平日子，生计和安全都不复成为问题，民族和国家在日常意识里便自然隐遁了。对儿子，他也自知“不能把自己所沉溺而他不了解的家国之思强加在他身上，每次面对他时，以他的处境为前提”。

但他的家国思考，没有停留在同理心式的豁达理解，走得很深。

人与群

关于人与群的关系，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人类是动物，是跟猴子一样的动物。很少有孤独的猴子，猴子是成群的。虽然猴群里面有被欺负的小猴子，但群猴在一起了，它的生存要靠猴群。聪明的猴子会利用小猴子，人基本就是动物，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进入人生后半程的许倬云，对于群体，仍保有深挚感情，但思考更为冷峻。

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许倬云的求学、教学、治学生涯，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度过，在那里，他广泛接触中外学人，交了不少各国朋友。其中，有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迫害的日本教授，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他们虽生在法西斯国家，但反对给世界招致灾难的国家主义。

与他们的交往，促成了许倬云思想的转变。50岁之后，他已反思到，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他依然反战，伤痛刻骨铭心，但他理解普通人的难。

时代会强人所难，群体也会迫人窒息，但人要始终记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采访中，他谈到的两句话，可看作人与群辩证关系的极好概括：

其一、“群体是生命之所在。”

其二、“你决定着群体给你的意义。”

我从群体中来，但我并非群体的附属物，非要有个健全的我，而后才能和群体建立健康的关系。这种意识渗透进许倬云的学术生命，立起了他关怀个体的原则。“写《万古江河》时，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只写老百姓。”

他走得很远，已经不拘束于一地一群，而是把自己置于广阔的天地人间，与万物生灵相联结。

限制与超越

许倬云是双胞胎，孪生弟弟许翼云身体健全，而许倬云出生时手脚却是弯的，肌肉一直未能发达，需要借助拐杖和轮椅才能行动。这样的他，不像一般的天真孩子，“七岁时，就有悲苦之想”。但他没有自怨自怜，反而获得了常人不具备的视角。他还年幼时，家人常放他在走廊晒太阳。他坐竹凳上，一晒就是两三个钟头，等家人想起来了，他才被搬进房。动弹不得，他也不无聊，只觉“有意思得很”。他看蚂蚁怎么搬家；想蚂蚁为什么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为什么日影今天照在树上，跟昨天不一样。

1957年，他去芝加哥大学念博士，从台湾到美国，坐56天货船，和船员一起过日子，他甘之如饴。读小说、晒太阳、看海景。

他喜读武侠，对金庸前后的武侠小说，如数家珍，相当熟悉；他的学养来源很杂，戏称自己练的是“百花错拳”；他还爱好昆曲，曾为白先勇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撰写序文《大梦何尝醒》。

他似乎有一项独特的天赋，当身体、环境或时代对他形成挤压时，他能自建宇宙、四散触角、找出新路，绝不把自己从世界中孤立，即使是庸常生活，也能品尝出真味和趣味。

“full alert。”认真起来，他又会以劝告后辈的口吻说：“我盼望每个人，脑子永远保持激动。要常常好奇、常常反思、常常警觉、常常回顾、常常检讨。这样，日子才有意义。”肉体的桎梏、伤痛于他不是限制，他的头脑、他的生命经验、他的人格精神，熔铸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许倬云的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在人间并不孤独——他遇到了太太孙曼丽，他们彼此吸引、靠近、结合，心心相惜，携手一生。

在《十三邀》里，孙曼丽如此描述他们的相伴：“他追求完美，不认为他身体的不完美影响到他人的完美，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我们两个上街买菜，都牵着手走路。”

而太太对他也是如此的重要，2021年9月7日，他与混沌学园对话时说：“我没认识曼丽以前，我不晓得天下还有更完全的路，等到看见曼丽了，我看见星星亮起来，看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下，就觉得非她不可。这样一结合，就把两个天下满足了。”

普通人与大历史

许多老一辈读书人心中有天下。他们身上普遍汇集了三种特质：浓厚的家国情怀，大问题意识，以及启蒙济世的使命感。

许倬云的学术生命，当然也流淌在同一条河流里。他着眼大问题，从具体处着手；他写中国，视野在全球，不自外于他者；他写当下，背景是长周期的历史变化。他说自己关心的“就是21世纪大转变的问题”，我们“关心自身，心系周围的事情，永远不能离开今天的世界”。

在我们的采访中，他提醒知识分子，要努力认识真实的中西双方，“认识中国传统的意义，认识西欧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过程，玄想未来的世界该是如何，会是如何”，这也是他自己的终身志业。当他以历史学的进路书写时，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记录谁的历史？以什么方式记录历史？因为有深入中国民间和农村的经历，他能理解普通人的真实和不易；在中国文化中浸染，他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气度；他身为知识精英，但保有对精英阶层的质疑和反思。

从兵荒马乱年代走出来的许倬云，对书写帝王将相本能地拒斥。他在《西周史》三联版的序言中写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

为了让普通读者可以明白他想表达的内容，他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力争打破学术著作一贯的知识壁垒，在他心中，“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

在新书《许倬云十日谈》里，他同样流露了诚挚的理想主义关怀：“理想境界永远到不了，但我们自己永远要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永远要有纠正错误的可能性。任何制度都会演变，好的制度要留下可以改变的空间。”“知识分子，是为用自己的理想去帮助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这是他的立场自觉，也是道义责任。我们问他，当下的意义困境、价值困境如此突出，读书也正在退化为一种工具化的、非道德的行为，不再关乎人的心灵秩序，这种时候，读书是否还可以通向良好生活？

他没有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回答，而是首先给了我们一记直球：“我劝你们振作一点。”在这种普遍迷茫的时期，他主张回归生活本身。打开自己的感受力，向生活世界的四周张望，是生命力迸发的表现。他解释道：“境由心转，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不转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即便你的生活朝九晚五、在工厂的流水线讨生活，也要注意到每一天是不一样的。” 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