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郊，南邻长江的支流府河（涢水），处于桐柏山、大别山山系与江汉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因山势走向，区域内有多条河流从北部山系发育，自北向南汇入长江，该区域由此成为沟通南北、串联东西的交通枢纽。而进一步顺长江而下，邻近的赣北和皖南地区又是长江流域铜矿资源的富集地带，是中国早期青铜时代重要的金属资源产地。从夏商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不断对这一区域展开经略，使之成为开创整个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关键区域。

揭示长江中游早期文明发展进程

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在20世纪70年代，遗址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大型的宫殿建筑、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陶器和玉石器，表明长江中游已进入青铜文明的阶段，这些发现推动了长江、黄河共同为中华文明摇篮共识的形成。自2013年以来，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持续性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揭示出长江中游这一阶段的文明发展进程。

盘龙城城市聚落主体年代为夏代晚期至商代中期，大致延续有350年的时间。伴随着中原王朝向南扩张，盘龙城城市聚落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聚落面积仅约5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南部的王家嘴地点，多见有小型的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的年代大体可对应二里头文化的晚期。

盘龙城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商代早期，出现中心城垣，城垣内有大型的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以及围绕城垣的一般居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中心城垣的面积约8万平方米，而整个城市聚落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成为这一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并对周边区域形成了广泛的辐射和影响。

盘龙城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商代中期，聚落进一步向北部区域发展，城市中心转移到北部的杨家湾地点。在该地点发现有遗址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群。遗址北部边缘地区则分布有中小贵族和平民墓地。盘龙城城市聚落大约在中商晚期被废弃，之后地区兴起如郭元咀、庙台子等聚落，地方青铜文化开始逐步兴起。

夏商王朝经略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

盘龙城是夏商王朝在长江中游设立的中心城市，遗址集中体现了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影响，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考古样本。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同时期中原二里头、郑州商城、小双桥等都邑遗址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盘龙城遗址古人日常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致，建城的主要人群也多从中原王畿地区直接迁徙过来。与中原地区贵族墓葬相近，盘龙城贵族墓葬随葬以青铜觚、爵、斝为核心，并通过数量的多寡彰显出身份与地位。盘龙城贵族墓葬还出土一件绿松石镶金饰件，类似于近年郑州商城书院街二号墓镶金绿松石兽面形装饰。盘龙城铜、玉等奢侈品形态特征、使用方式均与中原郑州商城表现一致，进一步展现出盘龙城上层贵族礼仪规范对于中原王朝的认同。此外，盘龙城城市的营建理念、筑城技术也深受中原王畿都邑的影响，其聚落布局、大型城垣和建筑的营建方式、墓葬结构与葬俗也多能在中原郑州商城同要素中找到相似之处。盘龙城建城人群主体来自中原地区，贵族礼仪规范和城市布局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推断城市的组织管理和政治运作，也应处于中原商王朝的管理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遗址群，展现出中原王朝对长江中游的区域性控制。从盘龙城出发，顺长江而下至大别山南麓到赣北地区，同时期可见有意生寺、铜岭、龙王岭、荞麦岭等次级聚落，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铜岭遗址位于赣北铜矿区，曾发现商代的铜矿采冶活动。荞麦岭遗址也曾发现铜矿石。中原王朝向这一区域的扩张，或源于对青铜金属矿藏的需求。此外，沿长江而上至洞庭湖东岸、江汉平原西部和澧水流域，又可见铜鼓山、荆南寺、宝塔、皂市等次级聚落，同样显示出中原文化和盘龙城遗址的影响。可见，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是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外拓展，并由此构成了一种中央对地方多层次、网络状的治理，为迄今所见中央政府对地方最早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夏商时期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互动节点

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夏商王朝在物质文化、生产技术、礼仪观念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深度的影响。同时，长江流域富集的各种资源、物产，又通过盘龙城向北运输。由此盘龙城成为这一阶段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通、交流的节点。

盘龙城遗址发现商代早期地方城市的铸铜生产活动。遗址发现石范等铸铜工具、一处铸铜手工业作坊，以及大范围铜含量富集的区域。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切割整齐的木炭，熔炼的炉子残块，浇铸所用的坩埚、铜渣、陶范、小件的青铜工具、磨石等，展现出从金属熔炼、制范、浇筑、修整等一整套青铜铸造工艺流程。而盘龙城遗址铸铜活动所用原料、技术与同一时期的中原郑州商城有着很强的关联，并可能共同使用来自赣北地区的铜料。中原王朝将块范铸造技术输送到长江流域，同时江南地区的青铜资源通过中央政府可能进行统一调配，促使黄河与长江流域在资源与技术上形成互动。盘龙城遗址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同样类别的器物在中原郑州商城等都邑可见。这些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应产自闽西至赣北地区，并通过盘龙城向北传播至中原腹地。盘龙城遗址成为沟通南北的桥梁，使得诸如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奢侈品在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流通。

在物质交流互动的背后，盘龙城遗址所接受中原地区的技术和礼仪观念，则进一步影响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互融。盘龙城遗址发现目前所见长江流域最早成系统的铸铜生产活动、以青铜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贵族礼仪活动、以夯土或夯土立柱为技术特征的城垣，这些文明要素无疑都源于以黄河中游为代表的文明系统。而在之后晚商殷墟时期，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了诸如吴城、三星堆等青铜文明。其中吴城城市聚落的布局与营建技术、具有长江流域地方特征的青铜尊和罍等铜器，体现出上述盘龙城诸文明要素的深远影响。

由上可见，自夏商时期开始，长江流域已经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脉络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联系愈加密切，呈现出统一性的发展趋向。盘龙城遗址在夏商时期成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互动节点，为先秦时期长江流域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