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义：二月河先生去世后，我便想把先生的全部作品汇编到一起，这既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专家研究，也是对先生的纪念。在我的印象中，二月河是一个“天才”。过去编辑他的作品，虽然字斟句酌时也常有天风海雨般的印象冲击，但太拘泥于细部，却少了宏观的审视。这一次我系统阅读了编入《二月河文存》中的所有作品，并且再一次重温了他所有历史小说，我觉得二月河的作品，正如评论家蔡葵所说，“要什么有什么”，完全可以称之为一部清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有将近20年的时间里，二月河通宵达旦地沉浸于他构建的历史小说天地里，先后创作了500万字的小说。

记者：这套书是二月河除“落霞三部曲”外其余作品的一次集大成，100余篇首次结集出版的内容，还有少量未曾发表过的作品。您在编选过程中，想必能更为清晰地了解作家创作心态，您如何看待他的创作变化？

周百义：这套书收录了他早期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和读“红”随笔，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成功的密码。他一生前后读了20遍以上《红楼梦》，并写下了30余篇论文和随笔，对此书的主题、情节、人物和谋篇布局、艺术特色谙熟于心，他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有意或无意地受到《红楼梦》潜移默化的影响。电影剧本《匣剑帷灯》虽然没有拍摄，但作为《康熙大帝夺宫》的雏形，剧本将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主要人物基本都勾勒出来了。我们从此可以看出作家构思《康熙大帝》的演进过程。另外，文存中的多篇创作谈，交代了创作“落霞三部曲”的初衷与动机。他为什么要写这些入主中原的满人，他对三个帝王统治中原130多年的历史判断，特别是对雍正认识深化的过程，对读者阅读三部曲都有帮助。他对自己的作品的优点与缺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他认为《康熙大帝》中武侠和公案的意味重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雍正皇帝》这套书。本来，他在写完《乾隆皇帝》后，还计划创作反映太平天国时期生活的《陨雨》系列，可惜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放下鸿篇巨制的写作，其实《文存》中小说《爝火五羊城》便是这个系列的试笔。从这个9万字的中篇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充满才情的二月河高超的叙事能力。在编选《文存》的过程中，有两篇过去未曾结集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一篇是1992年发表在《西北军事文学》上的散文诗《勿忘我》。这篇文章写一对青年男女军人当年曾经互相爱慕，但由于环境所迫，只好忍痛分手，若干年后在一个火车站上意外相逢。欲说还休的无尽惆怅，诗情画意中流露出的淡淡的哀伤，让我对描写那个外形粗犷的军人的二月河纤细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另一篇是他逝世前一年写的随笔《静夜思》。文章真实记录了他对于孤独与死亡的理解。在这些文字中，我们更能看到那位叱咤文坛，“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的大作家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内心写照。

记者：您做出版几十年，是不是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

周百义：我从事出版工作至今已有38年，前后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有4年时间，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编辑了一批重要作家的图书。如二月河、李佩甫、田中禾、张一弓、齐岸青等人的作品。并且围绕我自己编辑的图书，撰写了一些评论文章。第二个阶段有将近4年的时间，我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担任图书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主要服务湖北省的出版单位。第三个阶段从1995年至2004年，我担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主要是抓出版社的管理，也策划和编辑了一些图书。如“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在这期间我成立了北京中心，聘任业内知名出版人金丽红、黎波、安波舜一同工作，出版了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和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聘请刘硕良为社长顾问，出版了《长河万里》等一批优秀社科图书。第四个阶段从2004年到2014年，我在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工作，先是担任总编辑，分管出版工作。后来协调主业上市，担任股份公司的副董事长。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出版，曾经写下了几十篇总结和研究性的文章，有两篇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第五个阶段是从2014年下半年至今，参与本省的大型文化工程《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我负责终审和协调日常工作。

记者：能否分阶段谈谈自己的阅读？有没有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籍？

周百义：我的阅读是随着环境、年龄与工作的需要而变化的。一生喜爱读书，可以用嗜书如命来形容。青少年时期是在大别山里生活，母亲是小学教师，学校里所有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了。我看的书，开始主要是以文学类图书为主，后来上大学，流行西方哲学的书，其中弗洛伊德的书几乎都买了。本科毕业的论文就是写弗洛伊德思想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中州学刊》上。后来从事出版研究，读了一些出版专著。再后来编纂《荆楚文库》，结合工作读了一些史学书。年轻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苏联小说对处于逆境中的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保尔·柯察金的那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名言我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激励着我克服前进中的困难。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让我明白了苦难是文学的老师。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周百义：我没有一成不变的枕边书。有一段时间，我将岳麓书社出版的《古文观止》放在床头柜上反复看。有时将《宋词一百首》《唐诗一百首》放在枕头边。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枕边书变成了手机，早晨起来听喜欢的书。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周百义：书荒时代，书少，看书很认真。我上世纪70年代从别人那里借到一套《红楼梦》，看一本做一本笔记，这些笔记至今还保存着。看长篇小说《江畔朝阳》，我精读细读，也记了一本读书笔记。读书看了名言名句，也记了一些。现在有了电脑和手机，有时看见精彩的地方，也会随手记一些在电脑和手机里。不过，我后期阅读大多数时间都是因写作的需要围绕着一个主题集中阅读。这种阅读虽然有功利性，但是学以致用，记忆比较深刻。

记者：您的藏书情况如何？

周百义：我的藏书不算多，有近万册。上世纪80年代，我已经工作了，看见什么中外名著都买。后来读大学，也正赶上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西文史哲类的书，认为有价值就出手。后来在出版系统工作，省内出版的一些书，我也择其需要者留了下来。搬了几次家，淘汰了一些应景的，留下的都是中外名著和工具书以及有影响的书。现在有时因写作需要，隔三差五在孔夫子网上购买需要的资料。随着年岁增长，看见书架上铭刻着我的人生记忆的一本本图书，想着有一天我要离它们而去，心中是无限的惆怅。将书留给喜爱文学的儿子，可他又不在身边。送给某个机构吧，又不知道会否有善终。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听之任之。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周百义：我想见鲁迅。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认识太深刻了。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