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盛夏，缅甸胡康河谷的森林中，大雨持续不断地下着，死亡的气息正在蔓延。粮食发酵了，火柴失效了，马匹倒下了，巨大的蚂蟥和蚊子在人们身旁虎视眈眈。恶劣的环境中，不断有人死去。幸存的翻译官拖着孱弱的身体，在泥水中不断前进。一路上，他不断在路边见到战友的白骨，陪伴他的传令兵也在路途中死去。

这位翻译官就是著名诗人穆旦。经历这一切时，这位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的年轻诗人只有24岁，几乎是刚放下书本，就踏入了残酷的战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他自愿加入“中国远征军”，来到位于缅甸的抗日战场担任翻译官。他经历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的生涯。

如今，很多年轻读者已经不熟悉穆旦的名字，更不知道他这些离奇的经历。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穆旦确实是一位颇受瞩目的文坛新星。原名查良铮的他，是文化世家“海宁查家”的后人，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同族兄弟，毕业于战火中的西南联大。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位拥有天赋、爱国热情和学识修养的诗人，写作生涯过早地结束了。他在59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如今，诗人、作家邹汉明撰写的穆旦传记《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出版，重新勾画了这位诗人的一生，也让人们有机会重温他那些残留着时代余温的诗句。

战火中走出的抒情诗人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在土地里扎根……”

这些清新隽永、意象独特的诗句，来自诗人穆旦1941年的诗作《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这些诗作的灵感，大都来自他过去的一段艰苦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为躲避战火，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集体迁往湖南长沙，后来局势变化，学校又在1938年年初迁往云南昆明。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的穆旦跟着学校从北京来到了长沙，随后又加入了“湘黔滇步行团”，要和同学们一起徒步一千多公里，前往昆明。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的作者邹汉明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说，自己最初对穆旦这个人感兴趣，正是因为他的诗歌本身具有一种独特的汉语魅力。1996年，他阅读了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穆旦诗全集》，顿时感到内心震动。“我们这一代诗歌的写作者，都受惠于汉译西方现代诗，但穆旦是本土的产物。他以汉语写作，无须翻译，这让我们在阅读他（诗歌）的时候，不必担心翻译过程中的某些‘丧失’，可以放心地将全部的感受力，托付在这些充满汉语之光的诗句上。”邹汉明对记者说。

当时，前往云南的路途相当艰苦。大学生们一天要走几十里路，经常借宿在农家，和家畜作伴，在荒野间留宿，被蚊虫、跳蚤袭击，顶着雨雪出行，还要随时防范土匪。几个月后，学生们陆续抵达云南昆明和蒙自，学校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开始在纷乱的环境中教学。在步行至云南这段艰难的旅程中，穆旦倒是显得最气定神闲的一个。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他对学习还是有着近乎信仰一般的痴迷。和穆旦一起前往云南的清华大学校友蔡孝敏就写下过这样一段记忆：“（清华）十一级查良铮兄，系教育家查良钊老校友之昆仲。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完全撕光。此种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

在探索和驯服语言的路上

从战火中走出的诗人穆旦，其诗歌并非简单的爱国情怀的抒发。他在诗歌语言上一直有很高的理想。在他的诗歌中，偶尔会出现“肉体”“诱惑”等这些在中文诗歌中极不常见的词语，比如这句“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此外，他还会选用许多互相冲突，或在诗歌里不常见的词语，来加强时代性和张力。“还原作用，通货膨胀，印钞机”都是他诗歌中出现过的词语。“他就这样，强行把一个时代‘摁入’了自己的诗行中。”《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的作者邹汉明提到，在他看来，穆旦“始终在我们探索或驯服语言的路上”。

1918年，穆旦生于天津，他的笔名“穆旦”，就是由“查”姓拆分出来的“木”和“旦”二字的谐音。他所出生的“天津查家”，和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所属的“浙江海宁查家”属于同一家族。不同于那些做官、经商的查家人，穆旦的父亲只是一个旧式文人，没有太强的生存能力。因此，他和父母、姐姐、妹妹五个人在家族中的日子过得很一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这一房“经济最为微寒，被人看不起”。

因为家境带来的自卑感，穆旦显得比很多世家出身的孩子更加早慧、内向。他继承了查家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较早地展现出了一种现代精神：反叛、不屈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这些品质，遗传自他的母亲李玉书。李玉书本不识字，却通过刻苦学习，在几年内就能阅读《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并常常将其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穆旦的妹妹查良铃曾提到，她和哥哥都受到了母亲要强性格的影响。少年穆旦，初中、高中时就读于知名的南开中学，高中就开始发表诗歌，1935年又到清华大学就读于英语系，可以说是当时“天之骄子”一般的人物。

后来，在“西南联合大学”那颇为特殊的课堂上，在学校教授西方文学课程的英国诗人威廉·燕卜荪，经常在课上传播叶芝、惠特曼、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诗歌。用穆旦同学王佐良的话说，燕卜荪给他们这群学生带来了完整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在良师和书籍的熏陶下，穆旦很快开始对西方现代派诗歌产生了兴趣。

友谊、爱情与孤独

很多人对穆旦年轻时的照片过目不忘，照片中的他英气勃发、开朗爱笑。但真实生活中的穆旦，确实是一个情感内敛到甚至有些严肃的人，无法像同为“海宁诗人”的文坛前辈徐志摩那样，过上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他早年有过数次恋爱经历，但因为女方家人反对或者远距离，没有修成正果。穆旦的好友，诗人郑敏和翻译家杨苡也证实，穆旦婚前交过一些女朋友，但他并不是拜伦诗歌主角“唐璜”那样的浪子，只是失败的经历很多。这些经历，造成了他在为数不多的爱情诗中，总是以痛苦、求之不得的形象示人。正如他在著名的爱情诗《诗八首》中所写下的句子那样：“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他与师妹杨苡，好友、作家巴金的夫人萧珊保持了多年的通信和交往。巴金、萧珊曾积极为他出版诗集而奔走，他也曾在他们的家中感受到友谊和关怀。多年后，萧珊去世，在穆旦写下的《友谊》这首诗中，人们也能明显看出他对朋友离去的伤感：“我心灵的投资银行已经关闭，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独自回顾那已经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幸运的是，穆旦和同学周珏良的妹妹、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成为终身伴侣，二人于1949年在美国留学时结婚，又一起回到国内陪伴家人，相伴多年不离不弃。1953年，穆旦回到了故乡天津，在南开大学担任英语文学副教授。此后几年，他投入了他所热爱的写作、教学和翻译工作中。

晚年的穆旦不能写诗，在精神上变得十分孤独，但他骨子里依旧有着叛逆、坚韧的精神，只要有希望，他就不放弃任何写作的机会。《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的作者邹汉明回忆，穆旦的长子查英传曾经接受过他的电话采访，提到了很多穆旦晚年生活的细节。在穆旦晚年，妻子周与良为了能够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开始阻止他写诗。“但是穆旦还是悄悄地写，写在小纸条上，藏起来，不让家属看到。有一首长诗折叠好了粘在一只椅子凳板的反面。”

他在1976年写下的、被称为“绝笔之作”的诗歌《冬》就是其中之一：“奇怪，春天是这样深深隐藏，哪儿都无消息，都怕峥露头角，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