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从小就喜欢文学吗？

薛庆国：是的。我在江苏海门长江边的一个小镇长大，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读小学时，爷爷对我管教很严，只希望我努力学功课，不让我看闲书。其实，我成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身边也没什么闲书，家里只有几本书页都已发黄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记得这几本书放在爷爷卧室的床头柜里，有一阵我总是偷偷跪在床头柜前，捧着《水浒传》阅读，外屋一有爷爷的动静，我赶紧把书扔进床头柜，以免被他发现而挨训。那几本小说我都是跪着读完的。因为都是繁体字，有不少字，譬如“衆”（众），我不认识，也没有字典可查，所以只能连蒙带猜。还记得有一阵子我一直在琢磨，“衆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尽管如此，这不影响我理解小说的大致情节。后来我读阿拉伯文小说，遇到生词一般也不会去查字典，因为我从小锻炼出了连蒙带猜的本领。

记者：您认为童年时的阅读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薛庆国：家里的藏书不多，我就把邻居家、理发馆的书都读遍了。其实一共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本书，无非是那个时代能够读到的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大刀记》《敌后武工队》《金光大道》，等等。因为理发馆总会摆几本书，我就经常去那里，一待就是半天，一两天就读完一本长篇小说。邻居们都知道我爱读书，给我这个小学生起了个外号——“大学生”，那时我们小镇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生。爷爷表面上对我很严厉，后来我猜想，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长时间跪在他卧室读书呢？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在理发馆一整天不回家的行踪呢？我想他一定是既希望我学好功课，又实在不愿因为我爱读书而惩罚我。因此，我要感激爷爷含蓄地纵容我读书。

1978年，我从《人民日报》读到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此文带给我震撼性的阅读体验。陈景润的故事固然让我感动，但更打动我的，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朴素又华丽的文风。我反复读了几遍，并把文中许多句子都抄在一个本子上，有些句子至今还清晰记得：如“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等等。那时起我才确切地知道，我对语言文字是那么着迷！长大后我意识到，小时候的阅读经历对我培养汉语语感十分重要。语感与天赋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取决于阅读经历。

记者：您的知识谱系是怎么建立的？翻译家更应该博览群书吧？

薛庆国：我从小痴迷于阅读文学，在读大学乃至工作后，这个习惯保持了很长时间。所以，中外文学作品在我的知识谱系中占比很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希望我研究阿拉伯语修辞学，以弥补国内学界的一个空白。所以，读博期间读了不少语言、修辞类著作。工作后，为编写翻译教材，又集中阅读了一些翻译理论著作，并在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上千张卡片。虽然我编写过翻译教材，也长期教授翻译课，但在翻译文学文本时，各种翻译理论在我脑海里荡然无存，也许理论已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于心了。面对翻译文本，我考虑的只是怎么译才好，此时起最大作用的，是自己对文学、语言的感觉。

很难想象，一个翻译家没有从小说家那里学会一点叙事之道，或从诗人那里习得一些辞章之法。在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同时，我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写作能力和讲故事的本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在阿拉伯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作了一些努力。回想起来，我的这一小小技能并非得益于高深的传播理论，而主要是从中外文学家那里“偷师”得来的。

此外，因为要在学校教授阿拉伯文学课、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所以自己也通过自学弥补人文知识方面的不足，各类文史哲的图书都读了一些。这些阅读有助于拓宽视野，让我的思想更有深度。记得译林出版社编辑王理行在认识我不久后对我说：“我发现你不太像搞外语的。”他怕我不明白，又补充说：“我这是在夸你呢！我接触的不少外语老师普遍知识面窄，除了懂外语和翻译外，对其他话题知之甚少，同国内人文学者难以深度交流。”这引起我警觉，我也经常告诫同事：外语专业的从业者，不能让自己局限于语言，要多学习、多思考。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薛庆国：前几年，我还真有枕边书。我从事文学翻译时，习惯于在翻译的余暇，读一些和我翻译的阿拉伯文作品题材、风格比较接近的中文作品，尽可能让自己沉浸在与译作相近的语言氛围中。譬如，我翻译阿拉伯语诗歌时，临睡前会读一些中文诗歌，包括中国诗人的作品和外国诗的中译文，以便体会诗歌语言的感觉。我在翻译阿拉伯文剧作时，曹禺、老舍的剧本就成了那段时间的枕边书。我突然发现，因为我出生、成长在中国南方，所以不太会用地道的汉语——其实是北方人的语言——来翻译剧本的舞台语言；因此，需要通过阅读剧本来学习。我在翻译马哈福兹的散文集《自传的回声》时，找来跟它风格接近的鲁迅散文集《野草》，临睡前也反复阅读。记得在《狗的驳诘》一篇中读到：“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第二天，我就把“衣履破碎”这个表达用在了译文中。

不过最近几年，我已没有读枕边书的习惯了。主要是因为睡眠没有以前好，如果用脑过度很难入睡，所以临睡前只能读点轻松的东西。有了微信后，便习惯于睡前浏览一些朋友圈、公众号的短文，或者刷刷短视频。随着电子读物和短视频的普及，“枕边书”这个概念也许会让年轻人感到越来越陌生。

记者：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薛庆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记得读高中时，有一天去英语老师家做客，他也是位年轻人。记得那天他光着膀子，边吃饭，边读着手捧的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我问他这是什么书，他说是一本很好的小说。后来，他让一位会画画的同学替他画一幅罗曼·罗兰的素描，说这是他崇拜的偶像，要挂在墙上。我读大学时，想起了让英语老师着迷的这本书，便从书店买来，一连花了好几天时间读完这四大部头。最打动我的，首先是主人公不畏艰难、奋斗不息的精神。年轻时谁都难免会有苦闷，读了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仿佛找到了精神的同道和榜样。印象深刻的还有那种气势磅礴、大河奔流一般的叙事风格。傅雷的译文也十分精彩，还记得小说的第一句是“江声浩荡”，表达是那么简洁、新颖、有力，令人为之神驰，过目不忘。

记者：您会经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薛庆国：坦率地说，平时很少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红楼梦》一共读了三遍，大概是我阅读次数最多的作品。埃及诺奖作家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我通读了两遍阿拉伯文原文，觉得很有收获。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薛庆国：我想见到史铁生先生。在我看来，《我与地坛》《命若琴弦》等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有魅力、让人感悟最深的作品，也必将成为传世之作。如有机会，我想向他当面表达敬意和谢意。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薛庆国：如果可能，我想带上一纸箱的参考书籍，在岛上完成《阿拉伯文化史》的写作，这是我已经酝酿多年的学术梦想。如果没有写作任务，而且只能带三本书，我首先要带上《庄子》，让这部“意出尘外”的奇书，在世外桃源一般的无人岛陪伴我。还要带上《一千零一夜》，我虽然参与过这本书的翻译，但其实并没有通读过。最后，假如小岛上没有互联网，那我还得带一本菜谱。生活，即使是在无人岛上，也不能只有精神食粮吧！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