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这座辉煌的国际大都会，以其独特的魅力，会聚了全球各地的商贩、学者及艺术家。这一多元文化的交融，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娱乐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不只表现了边塞诗的壮烈和大唐豪迈的气势，也是长安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节点和丝绸之路起点的注解。沿着丝绸之路，商品交换、文化交流蓬勃发展。唐人将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声的流行音乐浪潮，三彩载乐骆驼俑就是最好的例证。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八人乐团。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7名乐手盘腿而坐，全神贯注地演奏。乐队中间一位女子正站着歌唱，她的歌声似乎充满了整个现场。或许是音乐太过美妙，连骆驼都陶醉其中，仰头嘶鸣相和。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三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1959年，三彩载乐骆驼俑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

唐代的生活用具也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馆中展示的瑞兽葡萄纹镜，是唐人使用的一枚铜镜，呈圆形，直径29.6厘米，兽形镜钮，以高浮雕瑞兽纹和葡萄纹为主题纹饰，伴有禽鸟、花草等，极为精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葡萄被带回了长安。到了唐代，人们赋予葡萄吉祥的寓意，其长长的藤叶象征着长寿，茂密的果实寓意“多子多福”。

马球运动在唐代可谓蔚然成风。绘制于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的《马球图》，原图全长8.9米，因画幅过于巨大，在揭取时被分割为5幅。画面当中有20余名骑马者，身着深浅两色不同的服装，戴幞头，穿黑靴，正在马球场上奋力驰骋、激烈竞争。他们有的双手握杆反身击球，有的扬起球杆准备击球，有的手握缰绳直奔马球，有的驰骋腾空，有的专注等待。

1970年发掘的何家村窖藏，有金银器、玉器、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数量大、等级高、种类多、保存完好，被称为“大唐遗宝”。

在何家村遗宝中，就有一件镶金兽首玛瑙杯，由整块缠丝玛瑙制成，两个修长的兽角向后一直延伸到杯口，兽眼圆睁，双耳向后竖起，唇边还有细微的毛孔和胡须。使用时液体可以从大杯口处倒入，从底部兽嘴处流出，流口处插有金塞。

镶金兽首玛瑙杯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来通”是希腊语的音译，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当时的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十分常见。

鹦鹉生动活泼、聪慧能言，深受唐人喜爱。何家村遗宝中就有一件绘有鹦鹉的器物——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它造型饱满、装饰华丽，罐腹部装饰着以折枝花和鹦鹉、鸳鸯构成的四个圆形图案。其中，罐腹两个侧面以鸳鸯为中心、四周饰以折枝花，两个正面则以鹦鹉为中心、四周饰以折枝花。银罐盖内还用墨书写着“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

舞马在唐代是一种盛行的娱乐项目，唐代诗人张说在《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描写道：“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这样的场面，也绘制在了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银壶用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各锤击出一匹舞马的图案。这两匹舞马身形强健，体态丰满，肌肉线条匀称流畅。马的鬃毛柔顺地披在前额和脖颈上，尾巴高高扬起，每一根毛发的纹理都清晰可见。舞马的姿态极具动感，前蹄撑地，后蹄弯曲，嘴里还衔着一只酒杯。矫健雄壮的马儿舞出了盛唐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盛唐的辉煌繁华虽已镌刻于历史的长卷之中，但它所孕育并传承的文化精髓，却如同血脉一般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骨髓里，成为民族精神的永恒烙印。那个时代不仅留下了璀璨夺目的诗篇歌赋、宏伟壮丽的建筑遗迹，更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种开放包容、自信豪迈的文化气质，这种气质跨越千年，依旧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勇往直前，追求卓越。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