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否先谈谈您的童年阅读？

张锐锋：我最早阅读的童话是小人书《西游记》。我感到，至少《西游记》是最为接近童话的著作。关于神与妖、人与妖的斗争，关于西天取经的种种历险，充满神奇变化的各种难以预料的动物形象……生动有趣，远远不同于那些乏味的成人故事。后来，或者说是在进入成人阶段，我才有机会看到真正的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别的童话。

我发现，这些童话与我们所说的故事有所不同。童话并不能和我们的生活一一对应，我们的生活结局也不会和童话的结局相同。当然，也有偶然的、恰巧的，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惊喜相逢。我们一般讲述的故事则是另一回事。一个儿童，还处于远离世俗的纯真状态，他还不能接受权力和利益，还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庸俗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感到安徒生的意义是非凡的。他告诉我们精神的价值、精神的力量。他告诉我们自由的宝贵和幸福的来之不易。

记者：您的写作受谁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张锐锋：我的阅读比较早，识字不长时间就开始看小人书。认识了一些字以后就看家里的古书。繁体字不认识就边猜边读，有些实在不明白的问本家的七大爷，他是私塾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每天都读书，生产队干活休息时，别人聊天，我总是在树底下看书。从前看的都是“文革”前17年和“文革”中的作品，《金光大道》《艳阳天》《无名岛》《青春之歌》……第一次看到外国文学作品是契诃夫的《草原》，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我的老师原来是《文汇报》的副总编，姓郑，她告诉我说，你要看真正的好书，读差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然后拿了一本书用俄语给我读。她是烟嗓，声音沙哑，抑扬顿挫，读书像唱歌一样，尤其卷舌音，太好听了。读完后她说，这是契诃夫的《草原》，我问她有没有中文版，她给了我一本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集，这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第一次感觉文学是优雅的、优美的。

我还有一位语文老师王琪瑞，个头不高，深度近视，会写文章会唱歌，能演奏各种乐器，在我的眼里，他无所不能。每次到了重大节日出壁报，总有他写的诗，词语华美，有闻捷的风格。语文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书单，有《论语》《史记》，我们那时候读书不重要，但是老师都很强。我还喜欢郭小川和公刘的诗歌，激情澎湃，语言简洁生动，节奏明快，适合朗诵，有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哲理。

记者：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张锐锋：我们刚开始写散文的时候，编辑部普遍不重视，散文属于版面“补白”。我在1986年就写了《马车的影子》，投出去之后很多刊物编辑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散文，认为我写的“不太像小说”。我特别感谢宗仁发。他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我的散文，并且问我还有没有类似的散文，让我多写一些。宗仁发是非常有想法的编辑，对一个人的才华非常珍视，培养了很多优秀作家，敢于行天下先，这样的编辑凤毛麟角，他是伟大的编辑，这也是他在文学界受尊敬的原因。一个好的编辑必定是作家的知音。

记者：早在1996年，您就写过一部20万言的长篇散文《别人的宫殿》。“新散文”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提出的？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历史文化散文热，您持什么态度？

张锐锋：开始没有意识到想突破传统的禁锢。“新散文”是从《大家》开始的。1997年，《大家》的编辑敏锐地发现，许多作家选择了变革，尤其是散文。他们和我商量能不能设置一个栏目，我们想了很多题目，最后命名为“新散文”，先是发表了我和庞培的作品，祝勇、宁肯、马莉、周晓枫等次第登场，我们都尝试写一些不同于过去的散文，对外部景观的描摹、对内心世界的刻画、赋予观察世界以更多的视角，算是“新散文”的亮相。种子的力量非常巨大，命名也非常重要，它有明确的指向性，它的表面和性格，它的精神内容，一个命名包含了很多深邃内涵。

“新散文”应该去中心化。大家总是对新的东西很向往，但“新散文”也有继承的脉络，我认为是继承了先秦散文的某些特点。庄子的讲述非常生动、辞采华美，是寓言化又包罗万象的表达方式，是散文也像小说，它有多种多样的特点，这特点又是模糊的，但是我们不会否认它是散文。像晋国从最初的河汾以东方百里发展为春秋霸主，“一部晋国史，半部春秋史”，是兼并了周围各个小国而成形。哲学家怀特海早已发现了这一点。他从希腊悲剧入手，看到了“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必然性。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必须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他认为，人类必须展现这些剧情，以说明逃避的无用。实际上，文学中所反映的这种无情必然性，已经充满了科学思想，已经对秩序这一概念有了深刻、明了的洞察，人生活动的图景与宇宙图景之间暗藏着对应关系。文学作为生活的某种模型，也存在同样的必然性，散文的发展也需要不断伸出触角吸收养分，入侵别人领地，开疆拓土，化为己有，但它还是散文。

记者：您的语言很富有诗意，是因为早期写诗的缘故吧？

张锐锋：诗歌需要句子的亮度，像乌云中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我参加了第六届青春诗会，那一届诗人很强：吉狄马加、翟永明、韩东、于坚、潞潞、宋琳……他们都写得好，我缺少诗歌才华，而且在诗歌里，我的日常经验也得不到充分表达。所以1986年我就考虑转行。我追求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语词之间要有内部的张力，语词之间的组合使它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唤醒人们的联想。

记者：您的阅读有什么特点，喜欢哪些作家？

张锐锋：我是随便拿起书来读。每个人有喜欢的书，都有自己的文学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阅读谱系。一个人的文学史不是他读了多少书，而是他喜欢的书构成的。只有你喜欢的书才塑造你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我读外国文学多一些，也读古代的书，比如《论语》《左传》和《庄子》。《论语》是我的枕边书，因为时间的距离，它里面的话语失去了具体语境，因而我喜欢每一句话背后可能的场景和针对性，每一个小节，简短而耐人思索，它本身隐藏着故事。我喜欢比较耐读的书，有书卷气和富有诗意的书，比如沈从文、萨特、梅里美、鲁尔弗……比较喜欢的都会留下来反复看。萨特的东西偏重理性，他是哲学家，我喜欢其中理性的力度。但理性太强的作品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故事的主题压倒了故事本身，模糊和不确定性消失了，提炼的力量简化了事情的复杂度。

我还喜欢川端康成，他没有宏大叙事，就是日常生活，看似平淡，弥漫着淡淡的忧伤；他叙事从容，让人觉得像流淌平稳的河流，但不时跳起几朵浪花。

记者：您阅读时会记笔记吗？

张锐锋：我的阅读有点抽样调查的意思，先看看开始，再看中间、结尾，感觉不错，就从头看。年轻的时候看得快，一两天看一本书；现在看得越来越慢，一点点看，一周一本就不错了。读书是沉入的过程，沉入水中，憋住呼吸把水下景观扫描一遍，然后跃出水面大口呼吸，这是多么畅快。梅特林克也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写过一篇读书笔记，《蜜蜂的生活》写得太精彩，他是观察者和发现者，他有巨大的能量和激情，所以我的那篇读书笔记题目是《年轻的蜂王》，文学家最宝贵的就是发现，发现就是灵感。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