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童年时期就喜欢戏曲里的唱词。大概从执迷于听戏的时候起，他就爱上了古典诗词。在许多境遇之中，那些句子都会扑面而来。它们从来都是活的，和他的生活齐头并进，“我要去写它们的时候，并没有仅仅去叩拜它们，而是在召唤和亲近一个个故人”。

戏曲或诗词带给李修文的文学熏陶，使他少年成名，13岁就发表作品，免试进入大学。在《收获》刊发的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均被改编成影视剧。

以下为他的访谈：

记者：2002年，你在《收获》连发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它们还改编成了影视剧。能否谈谈创作背景？

李修文：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前，我其实已经在《收获》《钟山》杂志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多以对古典题材的戏仿和解构为创作对象，还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但是，我逐渐对自己的写作觉得不满足了。最大的不满足是，我的笔下几乎没有出现过我在生活里遇见过的人。而我的一个阅读经验是，在文学中，无论哪一个时代，但凡被我们感知，终究是那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来到了我们的体验之中。所以，我置影响我至深的先锋文学于不顾，转而再去读许多年都没拿起过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甚至像当年一样，找来了不少戏曲剧本来读，心底里倒是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更多地去写我在生活里认识过、感知过的人。

以《捆绑上天堂》为例，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我父亲住院期间我在医院里见到的一对小夫妻——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没过多久，丈夫生病，常年住在医院里求活命，妻子不管打什么工都付不起医药费，只好在城市里做起了小偷。隔三差五，我就能看见警察去医院带走那个年轻的妻子，但她和我的表妹们一样腼腆，吃丈夫的剩饭，一个人偷偷唱歌，给医生塞红包的时候，医生嫌弃地把红包扔在地上，她呆愣着，捡起来也不是，不捡起来也不是。是眼前所见激发我写了这部小说，而不是靠想象力。其后，我有很长时间再也没能写出小说来。但是，这两部小说的写作使我重新建立了生活与写作之间的通道。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行进在这条道路上。

记者：能否谈谈你的编剧生涯？小说家当编剧，有的如鱼得水，有的痛苦不堪，你是怎样的情况？

李修文：我的编剧生涯可以说非常失败——作家出身的编剧，多半都有一个“文学性”在创作中作祟，这便要得逢其时和得逢其人，但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好多时候，我跟导演们刚刚谈了几句托尔斯泰，一转眼，就被人家扫地出门了。

我做编剧的头几年，到处都是草台班子，好多项目看起来花团锦簇，你投入了半年一年，才发现不过都是梦幻泡影。你跟一个投资人正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饭还没吃完，警察突然进门，竟然把投资人给抓了。后来，我也给人当过枪手，就是不署名的那种，挣钱吃饭而已，再后来，做无用功的时候多了，你就总能遇见几个愿意跟你谈谈托尔斯泰的导演了，你写的剧本，才慢慢有了被拍摄的可能。

所以，我经常对人说：一个作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涉足影视。许多时候，影视是一个无底洞，你在其中感受到的诸多摧残，很有可能使你再也回不到你所渴望的那条写作之路上去。再加上，影视产业本就是一个诸多工种联合作战的行业，那种从文学写作中诞生的作者感，你是注定无法从影视写作中获得的。

记者：《山河袈裟》写了十年的遇见。每个小人物都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每个故事那么质朴，却击中我的内心。我们生而平等，无论他们是清洁工、装卸工、泥瓦匠，还是小裁缝、厨师、快递员，那些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贫贱，在你的笔下，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温暖彼此的灵魂。这部作品是边走边写的记录吗？

李修文：尽管我并没那么喜欢影视创作，但是，它却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挽救了我的写作——如果我的编剧生涯顺风顺水，写一部拍一部，也许就没有《山河袈裟》这本书了。所以，《山河袈裟》其实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一个失败编剧的个人见证。如你所说，它的确是边走边写的。那时候，我并没想过重新成为作家。可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自山河人间的深处浮现，又来到了我的生活里。在小旅馆里，他们是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个终日寻找丢失孩子的父亲；在黄河边的小城，他们是将我送出险境的异姓兄弟。不管在哪里，我其实都没有从他们中间离开，就像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写的那样：我以为我不是他们，然而事实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写下这些人，实际上就是认下一门一门的亲戚。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他们看，甚至念给他们听。对我来说，这些时光真是无比美好，且已经足够。

所以，《山河袈裟》里的好多篇文章都没发表过，写下来，我便完全安慰了自己。后来，有些文章流传到了网上，被我的责编陈新文看见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想要把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一开始，我也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好多年没出书了，也不觉得它们有出书的必要，但是新文一直劝说，并且宽厚地等待，最终，这些文字还是以一本散文集的名义出版了。

记者：你做文学创作的时候会受到网络热词的启发吗？

李修文：不会。可能它作为一种现象在提示我们，它也构成我们身边的一个环境，但是文学，或者说你要写作什么，说得大一点，本质上还是要靠时间来沉淀。有许许多多的元素来决定它是否有写作的必要，就好像这本书《诗来见我》，是因为我们的岁月、历史沉淀出来那么多诗句，来到现在，在个人的命运里面实现。所以我们的网络热词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产生出它真正的属性和意义。

记者：你曾多次坦率表达自己常有“写不出来”的苦恼。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做的？

李修文：首先是泥牛入海，将自己的肉身投入到广大的人世里去；其次，尽可能地和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将心比心，甚至滴血认亲。剩下的，只能交给命运。

记者：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李修文：实话说，我就是拿写《诗来见我》这本书来度过最困难的时刻。仔细想起来，其实还没有哪本书的写作像这本一样，跟我的生命血肉产生了如此深切的联系。就说那些最普通的词汇吧，像“花”“雪”“故乡”，以我过去的写作经验，是不太可能触及的，但这一次我不光写了它们，还一篇篇梳理了古典诗词里相关的篇章。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下，它们变成了信使一般的存在，只要偶露端倪，就在证明世界的生机，就在证明着我与世界的连接。比如说我每天晚上开视频和朋友喝酒，就写了《酒悲突起总无名》这一篇；比如楼下有一片花，那个时期要频繁消毒，它们刚刚长出来可能也就死掉了，“感时花溅泪”这一句难道不是已经变成了我命运的一部分了吗？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作于我就像是在服药，那些诗人、那些作品，在帮助我坚固心意，在让我与意外和灾祸周旋。写着写着，我甚至觉得我走在一条正道上。这是我写作时最大的动力。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