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童年阅读是什么情况？是自发的阅读还是受到别人影响？

陈引驰：我的童年其实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边，那时候能读到的书有限，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有印象的文学阅读，最初应该是领袖的诗词，能非常流利地背诵。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应一时的潮流，读了《水浒》的少儿版，之后当然接着找了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还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都读过。也翻看过当时创作的很流行的大部头小说。这些阅读说受到影响的话，主要是父母对文字和书本始终不断地阅读；也可以说是自发的，因为小时候好像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指示我该读什么书。

以个人的阅读经验，我觉得所谓会读书，就得能循着书籍所展示的人、事、情、理，自己去摸索、去展开，由点而线而面，慢慢枝繁叶茂，逐渐形成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世界。

记者：您对中外文学作品都非常熟悉。读外国文学是从什么时候起？

陈引驰：上了初中之后，顺随着时代的风尚，我的阅读真正自发而自由地展开。当时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所以从普希金开始，读的是戈宝权20世纪40年代后期编译的《普希金文集》，各体文字都有，至今我能背出来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是戈译本。我喜欢普希金，所以又去找查良铮译的《欧根·奥涅金》来读；自己找了各种有关普希金的文字材料，写过一篇四五万字的《普希金略传》。那之后是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果戈里的作品读的是鲁迅的译本，太涩了；陀翁对初中生太难了，没能读完几种；托尔斯泰的《复活》感觉枯燥，最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大家多，有波澜起伏的传统，大致也循着它们的脉络自己翻看。

俄罗斯文学除了作品，也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因此高中时转而去读德国古典哲学，读了黑格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则废然而返；在那个脉络里试着去看康德和谢林，只是皮毛吧，并且延伸到那时大家很关注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国的书从小就看，读的路径也不例外。17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套《史记》送我，读过之后再读《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但从《汉书》开始，对照着《史记》读，陈寿与范晔的书比较熟悉的也是相对应的部分，所以严格来说，“前四史”难说完全卒读，但确实是关联着看的。念研究生的时候，按照导师的要求读《文选》，中古时代的大家别集自己一部一部读过来，后来写道家庄子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先通读了一遍《诸子集成》之后觉得心里有些底了才着手的。

记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哪些？

陈引驰：我读书兴趣一向多歧，好像一时很难指实哪些是影响深、作用大的。如果分阶段谈，留下较多印象的，大概是小学读《水浒》等传统小说；中学读俄罗斯、法国、英国文学比较多；高中开始读的《小逻辑》等德国古典哲学对自己的思考有一定影响，这延续到整个大学阶段对西学尤其是现代思想的阅读，这中间萨特的哲学和文学对自己那时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刺激；本科阶段在西方文学和思想之外，读了许多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史基本典籍，还有家里的1957年版《鲁迅全集》；研究生乃至后来忝为人师的时候，逐渐集中到有目的地读书，1999年在哈佛面对图书馆和书店中铺天盖地的各种典籍，断了关切西学的念头，主要精力都在读中国古典了，但相关的研究则不分中外，对于20世纪以来的海外研究也还算比较熟悉。

记者：在《庄子讲义》的结尾，您郑重写下：“真正的经典是处在始终不断的诠释之中的。”您是如何读经典的？

陈引驰：说“真正的经典是处在始终不断的诠释之中的”，其实并不特别，西方学界有一种说法：整部哲学史都是对柏拉图的读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是活着的，能经受后世的不断解读，发掘出真实的意义来；正是在不断地诠释之中，经典才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生作用。假设读《论语》这样的经典，仅限于它本身的文句，而回避甚至排斥了两千年来比如朱熹等大儒的诠释，它的意义和价值势必折损殆尽。

说到阅读经典，面对不同的类型，似乎该有不同的因应方法。比如《庄子》，固然有很强烈的文学质素，但首先要关注的还是其观念和思想。我在讲文学史的时候自然一定会谈到《庄子》，但主要并不是谈它的文学性表现，而是谈它对历代文人有启示而发生影响的那些观念和思想。读《庄子》，最好围绕着这样的目标主轴进行。

记者：您如何理解经典作品于当下的意义？今天的读者如何有效阅读？

陈引驰：今天我们读经典，不是因为这些典籍拥有经典的大名号。马克·吐温有一句笑谈：经典是人人知道应该读，却都没有读的东西。经典之所以重要，是它包含着它产生时代中人们的经验和智慧，而在此后的时间之流中仍然具有其生命力，一直绵延至今。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与过去的时代相隔悬远，那些既往的经验和智慧对今天已没有意义了。但这种截断古今的观念，在今天应该已经不能成立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联系是无可否认的，今天的现代包含过去传统的因素，传统是我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没有截然的分隔。而且承载着传统的经典的意义，是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发掘、阐扬的，传统不是死的，而是在一代代人的认同和传承之中生生不息。我曾经说过：“当今世界的多姿多彩，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多元多样的文化传统所引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不是我们今天的负担，而是我们的资源，我们每一个人的资源。我们的生活理想、伦理观念、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传统相关联，影响着我们如何界定幸福美满，影响着我们如何待人接物，影响着我们如何愉悦身心。”在这样的想法基础上，我对今天的读者读经典，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记者：您博览群书，私人藏书是否也很壮观？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书吗？平时用什么方法整理书籍？

陈引驰：我自己买书大概从刚入初中就开始了，所以累积起来的各种书确实很多，不过绝对不是朋友间最多的，我也从来弄不清有多少本。这些书都是自己有兴趣、想读的，现在翻看它们，大多能记得当初之所以购买的缘由和相关的人与事；但因为从无在特别的版本上的追求，所以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品种。

说到书的整理，确实是面临的很大的麻烦。家里的书经过分类整理，所以大致还有秩序；但买来堆在学校的研究室和两处办公室的书，却真的陷入混乱的状态，常常明知我有某一册书，但搞不清塞在哪儿了。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