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歌手站在舞台中央，最初，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谁。但当他开嗓唱出“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向他集中而去。寒风里，人们的记忆像被突然唤醒，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跟唱起“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即便已经过去三十年，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郑智化开口唱起《水手》或《星星点灯》，一定能引发这样的合唱。作为三十年前就风靡华语地区的中国台湾歌手，人们常用“传奇”“励志”这样的词语去形容他。他确实传奇，身体不便，又从未系统学习过音乐，却在红男绿女的娱乐圈成为顶流，但说他励志或许更多的是误解，无非是因为他传唱度最高的两首歌《水手》和《星星点灯》的意象衬托着郑智化本人的身体状况，让歌迷想象出一幅悲壮的图景，但“励志”这个标签，他自己从来未曾接纳过。 据《中国新闻周刊》

言之有物的“杂食动物”

近些年，每隔一两个月，郑智化会来大陆工作几天，只是不一定每次都是以歌手的身份。2024年12月19日，郑智化出现在大连，出席个人画展“溺爱”的开幕式。画画、书法、做漆器……实际上，做这些事对郑智化而言并不算是“跨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和音乐为伴的人。因为从小腿脚不便，不能经常出门，少年时期，他一直在家画画、写书法，读各种书籍。这让他变得兴趣广泛，像个“杂食动物”，涉猎一切。用《不思议》专辑的执行制作人崔轼玄的话说，郑智化是一个典型的“杂家”，对很多问题都有属于自己的见解。

他对待音乐的态度也是如此，“自己的见解”几乎是他此前所有作品的特征。正是因为能超越从前的自己，他等待了很多年。“其实二十多年来，我每天都想出新专辑。”他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当然知道哪些音乐做出来社会反响会好，可就不想这样随随便便地做，结果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疫情”期间，有大段时间关在家里，灵感居然如同泉涌，顺畅地写下了不少歌曲，最终，其中的十首歌集合成为《不思议》。他感到十分惊喜。“我只能说，年轻时，你就算拿枪顶着我，给我几百亿，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自我剖析，年轻时，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极为浓烈的情感。但如今，新专辑《不思议》中的歌曲似乎显得平和宽容许多，棱角更少，视角更宽。确实，在新歌中，郑智化擅长的那种叙事性极强的个人故事少了很多，如今的他，更多地用诗一般的语言，用“狼”“狐狸”“猎鹰”“哑巴”等作为喻体，曲折地表达他所看到的世界。

对于一位歌者而言，成熟和棱角哪个更好？这是说不清的。不过，人们能够听到的是，郑智化作品的内核没有改变，在新歌歌词里，那些复杂的隐喻之中，依然抱有对众生浓厚的同情和悲悯。比如那首《哑巴的歌》，就是郑智化为身边那些每天兢兢业业，却总是无法受到青睐的音乐人所写的歌。写完之后，第一次唱给自己听，那一瞬间他才知道，这首歌不只是给音乐人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传达不出自己声音的、“失语”的人。他在为他们唱歌。

磁带的A面与B面

郑智化几乎是一夜成名的。

那是在1992年8月，一场名为“92圣火”的奥运主题晚会正在筹办，郑智化也应邀来到北京录制节目，演唱他新专辑中的作品《水手》。那时传播渠道有限，一些大陆听众在磁带或者电台中听到过郑智化的歌曲，却没机会见到他本人，甚至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大胡子歌手。当年轻斯文、拄着拐杖的郑智化突然出现在荧屏上，用凄凉的嗓音唱着“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的时候，人们才看到这个台湾青年真正的样子。那一晚，在直播中，数以亿计的观众被他歌里的真挚深深打动，在这样的舞台上，他的身体状况、才华与永不放弃的奥运精神被联系在一起。他开始迅速走红。一年之后，在央视35周年的台庆晚会上，赵丽蓉、郭达和蔡明在表演小品《追星族》时，郑智化这个名字显然成为当时的“顶流”代言者。

20世纪90年代初，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在中国台湾，那时市场上情歌当道，偶像组合也开始崭露头角，街上的人要么沉浸于《青苹果乐园》的愉快和青春，要么就是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伤感情歌里伤春悲秋。虽然当时的一些流行音乐还保留着“民歌时代”的人文色彩，但更多的作品还是表达风花雪月。

作为郑智化的前辈，以及同样擅长社会观察的知识分子歌手，罗大佑的巅峰创作期已经过去了。因此，几乎只有戴着墨镜，一脸不忿的郑智化一个人保持了犀利的棱角。他用电影镜头一般的视角，直白沧桑的嗓音和叙事诗一样犀利、深刻的歌词，不停地表达着他对社会的疑问和看法。郑智化的歌词创作，涉猎的范围极为广阔：当时最热门的高房价问题，“中产阶级”的生活问题，股市暴涨暴跌的问题，都在他的歌中有所体现。他在《三十三块》中，唱着“我的口袋只有三十三块，这样的我实在没脸回来”，在《中产阶级》里形容“中产阶级”的人“常常喝着可乐，吃着汉堡，只是心中的空虚饥渴无法填饱”，在《蜗牛的家》里哀叹着“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

“你去看电影，花两个小时才能被‘感染’，最后可能只记得几个画面。可是歌会留下来，它花3到4分钟就感染你了。所以写歌的人是有‘权柄’的人……我也想成为一个真正传世的人，把东西留下来。我不想做马戏团的杂耍人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描述流行音乐中公共性的一面，以及他为什么坚持严肃创作。

除了讽喻、批判和省察，郑智化对芸芸众生也怀有一种深深的悲悯。矿难遇害者的家属、满怀理想却穷困潦倒的都市人，都是他书写的对象。难得的是，成名后，他依然继续在街巷中行走、观察、写作，或嬉笑怒骂，或深深共情。这样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探索，也存在于《阿飞和他的那个女人》《未婚爸爸》《堕落天使》等很多作品之中。

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多少和郑智化童年的创伤有关。他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7岁时动过一场大型手术，在医院康复时，最难受的时候，感觉“心脏像被几万只蚂蚁一口一口咬”。身体好转后，他的人生逐渐顺遂，但曾经的痛苦，也为他种下了一颗超越常人的同理心。于是，在郑智化1988年有机会出版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把目光对准经济腾飞的社会下那些弱势、没有话语权的人群。他写下了《老幺的故事》这首取材于台湾九份地区矿难事件的歌曲，也与遇难者的家属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歌中，他吟唱着“家乡的人们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失去了灵魂”。他感觉，自己就是来自城市的“骄纵的老幺”，而矿难发生地那些能够平静接受命运的乡亲们，才是给他的灵魂带来洗礼的人。到了1998年，推出一张名为《夜未眠》的专辑之后，郑智化真正淡出了歌坛。

消失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的郑智化像是歌坛的一头孤狼，独自闯荡。不过，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幸运的。他那些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品毕竟得到了传播，深深留在了乐迷们的记忆中。郑智化的作品最流行的年代，是一个实体唱片行业最繁荣也最残酷的时代。据郑智化自己回忆，在他出专辑那几年，唱片公司的老板会频繁分析他们的唱片销量，有时候，甚至只要观察一个星期的销量，老板就会决定要不要给歌手出下一张专辑。“如果销量动都不动，那你就没有下一张了。”郑智化说。

当时的唱片公司都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老板普遍有着自己的审美品位，很多歌手都是他们亲手发掘的，所以，销量只要能达到“回本”的底线，老板还是会惜才地为他们继续铺路。郑智化清楚，如今的音乐人或许面对着一个更加残酷的市场，得拼命去和游戏、短视频争夺人们的体验与稀缺的时间。他一边担心这样粗糙的环境只会生产出劣质的口水歌，另一边也明白，流量时代不可逃避。渐渐地，他也发现了一些流量所带来的正向作用。那些旧日里富有深意的老歌，曾经被埋没于流行之声背后的B面作品，反而借着流量的东风被一点点重新发掘，它们在互联网上被反复点击聆听，获得了更年轻的听众的支持。在一些音乐软件上，不少“00后”开始留言，称自己听懂了郑智化老歌中的深意，并感叹那个音乐作品璀璨争艳的时代。让郑智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63岁出版的这张专辑《不思议》，不到一个月就卖掉了几千张实体CD。这个数字在实体唱片几乎消亡的如今，算是一个如专辑名称一样“不可思议”的成绩。“连我自己家里都没有CD机了。”郑智化很惊叹。

这或许算是一个良好的预兆。正如郑智化在《哑巴的歌》中唱到的那样，他自以为已经“乏人问津”的声音，还是有机会，在网络时代、短视频时代的某一个莫名的瞬间，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重获新生。“你听见了吗，哑巴会说话。开口或闭嘴，内心在挣扎。”这是他为处境艰难的年轻音乐人写下的歌词，但熟悉他的乐迷或许能够明白，这些话，其中也必定带有他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