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今生有幸》（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中，您曾记录自己在北大期间疯狂看电影的经历（一个月内看了六部电影、五集电视剧、四场戏剧），这个爱好一直保留着吗？

夏晓虹：首先得说明年代，那是1979年到1981年，我在留学生楼陪住，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当时电视还不普及，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家里的电视还是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所以，留学生楼的彩色电视对我极具吸引力。而且，那时开始引进国外的电视连续剧，比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就是美国片，每周播放一集，那个月看的五集电视剧中，这部已经占了四集。今天看来，我看的很多都是烂片。但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阶段，这些外国影视还是带来很大的文化冲击。加之当时学校每周都要组织留学生到外面看演出，中国陪住同学也多半享受同等待遇，我才会创造了这么高的纪录。

记者：《享受最优厚的待遇——写在北大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一文表达了您对北大图书馆的深厚感情，能否再概括谈谈您所接触的中外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在您治学的道路上起到怎样的作用？

夏晓虹：国外的图书馆中，我最熟悉的是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藏书。我在东京大学做过两年外国人教师，所以，除了综合图书馆，用得最多的是文学部图书馆、汉籍中心与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我甚至还曾经拥有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的钥匙，无论何时，我都可以自由开门进入。当然，因为教员的身份，我在东大的汉籍中心也有这样的待遇。论藏书数量，国外图书馆显然无法与北大相比，但当年我最高兴的是，在那里可以随便复印，这为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提供了极大便利。并且，国外图书馆基本都是开放式，可以在书库中自己找书，这样，你在预定的目标之外，往往会有意外收获。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出版物按照专题排列在一起，也可以让你直观地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当然，公平地说，我受益最多的还是北大图书馆。北大馆藏书丰富、系统，不只是中国高校之冠，对我的研究来说，它也拥有世界各大学中最好的图书资源。在电子图书、数据库尚未出现之前，占有稀见资料也就意味着占据了研究先机。以我所做的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方向而言，最倚重的尚属旧报刊室，其中的丰沛收藏，满足了我不断延伸与转移的学术兴趣。

记者：您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是中文系出名的 “忠厚长者”,在读书方面，他对您有过具体的指导吗？

夏晓虹：我跟着季先生学近代文学。他给我的教诲是，近代文学是从清代演化而来，所以不能封闭在近代，而应当从清初的大家别集开始读起。这一方面体现了季先生治学鄙弃急功近利，注重打好根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把文学史看作是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研究其中任何一段，都必须对前后的文学演进有所了解。他还说过：“书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读的，不读熟也没有用。”意思是，经典作品一定要反复细读，这些功夫总会有益治学。

记者：哪些人对您在读书方面有过较大影响？

夏晓虹：小学阶段，我妈妈对我的读书影响很大。她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会不断把图书室里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本本地借回来给我看，这也是我后来填报高考志愿时，除了第一志愿是中文系，其他两个都填了历史系的原因。而且我对历史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做研究也更多偏向史学，这方面的成果也得到了近代史同仁的认可。

记者：您提到自己在本科阶段喜欢卧读，研究领域的变化也带来阅读姿势的改变。您还有哪些阅读习惯？比如喜欢快读还是慢读，喜欢在旅途中读书吗？

夏晓虹：早年喜欢卧读，是因为人比较懒散，读的又是单本书，那时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精装书。但后来做近代文学研究，必须阅读大量的报刊，不只是不能躺在床上看书了，还必须去图书馆正襟危坐，阅读姿势因而发生改变。我读书速度比较慢，这大概是读专业书培养出来的，阅读和理解、记忆结合在一起，所以快不起来。读小说这类有情节的书倒是可以跳着读，但我看得比较少。旅途中以休息为主，如果看书，也多半选择与旅游目的地有关的书籍，也会看散文。

记者：在您编校的书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在十年间搜辑梁启超散佚的著述,最后成书143万字。梁启超的读书有何特点，想必您也有关注吧？

夏晓虹：梁启超喜欢谈治学经验，当然也会讲到读书。他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专门写过《读书法讲义》，作过系统的介绍。此书我已收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很容易找到。当然，最有影响的还是他为清华学校学生编写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的《治国学杂话》也谈到了他的读书方法。我印象最深的是抄录或者笔记，这其实是从清代朴学大师的治学经验中得来，但结合了梁启超个人的读书体验，就让人感觉很实在。梁启超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他也鼓励青年人著述，认为这样可以加深阅读印象。他还把阅读分为“精熟”与“涉览”两类，前者可以“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后者可以“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细可以有所得，眼快可以博览。诸如此类，其实不只是谈如何治学，对一般的读书人也很有教益。

记者：从梁启超研究出发, 后又开掘晚清女性生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您的阅读是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夏晓虹：阅读范围肯定有扩大，而且其中报刊所占的分量会越来越重。虽然做梁启超研究时，我已经开始关注和使用报刊资料，但进入晚清女性研究后则是更加倚重。因为我的目标是，透过晚清女性这个窗口，观察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报刊无疑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场和最多样的史料。而且，除了大家名作这类具有经典意义的书籍外，我会更看重那些时过境迁、已被遗忘的启蒙读物，比如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科书《蒙学课本》《西法食谱》《造洋饭书》一类最早的西餐食谱，《外国尚友录》《世界名人传略》等世界名人辞典，尤其是《世界十二女杰》《世界十女杰》《祖国女界伟人传》《女界钟》等女性新读本。我认为，正是这批通俗文本、再加上报刊，努力将精英思想转化为国民常识，促进了社会基础的变革，现代社会才得以出现。

记者：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夏晓虹：我觉得做学问是一种智力挑战，能够有重要史料的发现，纠正了学界成说，得出了新的结论，直至采用了异于他人的研究思路，都足以让我感觉到智力上的愉悦和满足。梁启超讲《学问之趣味》，还没有“发明”这一点。

记者：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夏晓虹：不是常常，但偶尔会重温读过的书。读的遍数最多的显然是梁启超的著作，确实能读出乐趣。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反复阅读对于解读文本尤其必要，往往不知如何下手的史料，会在一遍遍的细读中，发现其中隐含的意义与结构。 据《中华读书报》